英国《卫报》7月22日发表文章，题目是“我不喜欢看到他的脸孔商业化”，摘要如下。

父亲离开古巴时，阿莱达·格瓦拉只有4岁半。作为举世景仰的阿根廷游击队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古巴革命的二号指挥官，切·格瓦拉在政治上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失和，于1965年离开古巴前往非洲。在此之后，女儿只见过父亲一次。两年后，格瓦拉被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玻利维亚政府处决。

与父亲的“朋友”秘密见面

卡斯特罗批准他们见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密。格瓦拉担心，如果孩子们顺口说出爸爸又露面了，他的家人可能会遇到危险。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格瓦拉才返回哈瓦那，以孩子们父亲的朋友的身份出现在晚餐桌边。

阿莱达回忆说:“晚饭后，我摔倒了，碰破了头。他是个医生，所以给我疗伤，但他接着搂住了我。我记得自己心里充满了安全和亲切的感觉。我后来告诉妈妈，‘我觉得这个人很爱我’。我当时只有5岁，但我知道这个人以不寻常的方式爱着我。不过，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我父亲，他不能告诉我。”

阿莱达现年49岁，有两个女儿，目前作为声援古巴运动的嘉宾访问英国，宣传古巴文化年活动。像父亲一样，她是医生，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的浓密短发、宽脸盘儿和深眼窝马上令人想起张贴在所有学生休息室的海报。阿莱达说:“每当看到有人(把他的面孔)用于商业用途或者广告，我就感到很不高兴。”

父亲的遗产就是他的人生

她告诉我，格瓦拉的遗产就是他的人生。她说:“我父亲懂得如何去爱。那是他最大的优点———他会爱。要成为合格的革命者，你就必须要浪漫。他能为别人的事业奉献自己。这是他信仰的核心。”

那么，作为一个自始至终遭到觊觎、欺凌和妖魔化的岛国，古巴为什么仍然令全世界迷恋？她的回答似乎过于简单，但却脱口而出:“因为古巴的人民。我们是有教养的文明民族，可能也是全世界唯一敢对美国说‘不’的民族。”

美国在古巴革命后第二年实施的禁运至今仍在遏制该国的生机。作为儿科医生，阿莱达对封锁造成的日常困难再熟悉不过了。

就在阿莱达到访之前，声援古巴运动发现了她父亲最早的一批彩色照片。照片的拍摄者是1960年前往古巴的一名英国国际纵队队员，当时正值阿莱达出生前的那个夏天。阿莱达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时说:“好极了。拍照片的女士当时其实正在古巴建一所学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有人声援古巴。对我来说，这些照片的价值就在于此。”

父母的理想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阿莱达的观念，但她告诫说，你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子女，“你只能以身作则”。

父亲给我们写动物寓言

我们以为，格瓦拉一心在革命上，不可能抽时间给远方的子女编写动物寓言，但阿莱达说，他真的这样做了。

她顽皮地说:“我父亲没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不过，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但他会寄来写着故事或者画着图画的明信片。我弟弟卡米洛因为在幼儿园说脏话而挨了训。我母亲责怪父亲有说脏话的习惯。他当时在非洲，写信要求卡米洛不能在学校说脏话，要不然‘鳄鱼佩佩(格瓦拉杜撰的动物)’就会咬断他的腿。为了保护父亲，卡米洛只好不再说脏话。”

尽管这些回忆充满了家庭亲情，但格瓦拉从来都不单纯是阿莱达的父亲或个人财产。格瓦拉1960年参加一次葬礼时，阿尔韦托·科尔达为他拍摄了最知名的一幅肖像照———咬紧牙关，眼望远方，红星贝雷帽下露出蓬乱的头发。从那以后，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无数海报、T恤衫和广告牌上。

好莱坞最近出现了“格瓦拉热”，阿莱达对此抱有一种矛盾心理。沃尔特·萨列斯的《摩托车日记》追溯了格瓦拉早年贯穿拉美的旅行。她热切地说，这是一部出色的电影，展现了年轻人了解贫困和拒绝无视贫困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