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袁世凯和日本之间的密约被曝光以后，端纳声名大震。而另一位重要的参与者，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利逊却逐渐失意。1917年，莫利逊带着无限失落，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20年的中国。在这20年中，莫利逊在自己的新闻事业中声名显著，成绩非凡。但是，这位优秀的新闻记者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人一样，他们更渴望自己能够直接参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取得更多的成就。可最终，他们收获的却是满腔的失落。

在中国的20年间，莫利逊搜集了大量中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仅《马可·波罗游记》就有50个版本之多。在他回国前，这批书刊以35000英镑的价格，被日本东京大学收购。有中国学者认为，莫利逊文库的流失，对中国的损失，等同于敦煌古籍的盗卖。1920年5月，莫利逊病重，魂牵梦绕的仍然是老北京那熟悉的四合院。他的夫人对朋友们说，假如他果真得死，最好是让他死在北京的老家，死在他所深爱的环境和朋友们的中间。两个月后，莫利逊病情恶化，病逝于伦敦的住所，享年58岁。

解说：就在病中的莫利逊念念不忘北京之时，正在这座古都里过着惬意生活的端纳，也迎来了人生的一大转折。1920年，端纳不再甘居幕后当一个顾问，他接受了北京政府的邀请，创建经济统计局，并出任局长。端纳相信，大量的、准确的经济情报，将有助于把中国推进经济现代的轨道。北洋政府似乎很是看重端纳，这位经济统计局局长的月薪，达到了两万大洋。在那时的北京，这相当于180个5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

张鸣：像端纳、莫利逊这样的，在中国有他们的事业，他在其他国家，或者在他本土澳大利亚也好，在英国也好，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不会得到别人这么样的尊重，生活也过得没这么好。但是在北京说实在的，生活过得很舒服，他可以雇得起好多仆人。

解说：端纳对于自己如此之高的待遇感到十分不安，他开始将自己的工资挪用到公务开支上，并且从不报销一分钱。在北洋政府的同僚眼中，端纳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傻瓜”。

曾子墨：1928年，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经过近两年的北伐，北洋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大权逐渐被南方的国民党掌握。端纳似乎是厌倦了中国的官场，他婉拒了南京方面孔祥熙等人的挽留，执意地辞去了局长职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现在我要像通常的中国官员那样，在事情难以容忍时一走了之。据说，在北洋政府拿着两万月薪，干了8年的端纳，这时不仅没有存下钱，反而倒贴了7万大洋。端纳对朋友们说到，实在不忍心给这个苦难的国家再添一份负担。自此之后，端纳再也没有接受过中国官方的任何正式任命。

1928年，端纳53岁，在中国生活了25年，在辞职以后，端纳并没有返回已经阔别了25年的故乡澳大利亚。相反，他仍然留在了中国，并且和一位同样与日本人不同戴天的实力派人物走到了一起，这个人就是张学良。

解说：1928年6月4日，皇姑屯铁路传来一声爆炸声，东北王张作霖魂飞天外。12月29日，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宣布，接受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期易帜。青天白日旗，终于在东北军的大营中升起。站在张学良身后的一位外国人，正是刚刚辞去北洋政府经济统计局局长一职的端纳。

邢建榕：张学良外语非常好的，而且他什么开飞机，打网球都喜欢玩的，打高尔夫球，对吧。端纳这方面是很擅长的，这两个人经常可以有共同语言，而且在政治上，他们也比较倾向于一致。就是把日本的那边侵略势力赶走，统一中国。所以端纳后来就是跟张学良关系非常密切。

解说：就在端纳为东北易帜一事积极地与南京政府联络之时，这个已经53岁的老人见到了当年把他亲切地称作“端纳叔叔”的宋美龄。一晃20年，当年只有11岁的小姑娘现在已经贵为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邢建榕：小时候，宋美龄叫端纳叫叔叔，叫到后面难为情了，是吧。因为年纪大了，后来又跟蒋介石又结婚了，已经成为第一夫人了，怎么还可能叫他叔叔呢。所以到后边才改嘴，不叫叔叔了。当时也是叫他昵称，比较亲切的称呼。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端纳，她就叫个端，DON，她就叫DON，就这么一个叫法。而且每次出去，宋美龄都是搀着端纳的胳膊，一起出去，就是两个人好像关系很密切。

解说：第一夫人深知，“端纳叔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帮手，在西方新闻和舆论界拥有无人可比的影响力，这对于自己的夫君来说，弥足珍贵。不久，张学良接到了宋美龄的通知，端纳被借调到南京。由此，端纳步入了中国政坛的最核心。然而，无论是宋美龄，还是张学良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又是端纳将他们拯救出困局。

1936年12月14日，古城西安静得出奇，两天前这位在“九一八”事变中痛失故土的东北军少帅，扣留了来西安视察的蒋介石，举世震惊。现在，他正在等待一位客人，一位即将改变中国命运，乃至世界格局的客人。这个客人正是几年前被宋美龄从张学良身边借调走的端纳。几个小时之后，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连续两天不吃不喝的蒋介石，见到了风尘仆仆的端纳。他在当天日记中写到，下午5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前来省事，其忠义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