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静失望之余，在同学的怂恿下，斗胆写了一篇千字文《我的姊姊张爱玲》，发在自己刊物上，里面说了一些姐姐的小掌故。好在张爱玲后来看了也没有生气，一笑置之。

这文章，提到了张爱玲说的一段话:“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的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是好还是坏人，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倒有些像《三国》曹操的世界观了！不过，考察张爱玲的创作手法，她完全可能这样想。潘柳黛后来关于张爱玲穿衣喜欢招摇的一段话，很可能就是由这段话“化用”而来。

这一时期，又发生了一个“灰钿”事件，宣告张爱玲与《万象》的关系公开破裂。

张爱玲七月份腰斩了《连环套》，《万象》编辑室很被动，连续两期不得不向读者再三解释，但是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再加上《传奇》没给中央书店做，而给了《杂志》出版，老板平襟亚有气，于是在一份小报《海报》上，发表署名“秋翁”文章《一千元的灰钿》，称张爱玲在1943年底预支《连环套》稿费时，双方讲好每期一千元，先交两期稿件，第一笔预支两千元，下年一月开始连载，以后每月预支一千元。依此累计预支了七千元，到五月份时已将第七期稿费支走，可是第七期的稿子没有交，就此腰斩，这就等于多支了一千元未退还。

张爱玲不认这个帐，先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不得不说的废话》，寄给《语林》杂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又请平襟亚也写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两篇在《语林》第二期上同时刊出。

据张爱玲说:“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平襟亚话说得也很硬，说一共领取了七期的稿费，都有张爱玲的收据在:“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

该文还附了稿费清单，笔笔清楚。特别是有异议的第一次预支的两千元，“秋翁”先生写明，是“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帐可以查对”。

在发表两方声明的同时，钱公侠做了和事佬，以编者身份称:“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

这笔“灰色钞票”，张爱玲到底拿了还是没拿，当时就这么以糊涂官司收场。

在“争吵”中，张爱玲的文章题目很冲，可见火气很大，除了对秋翁小题大做有气外，估计也是对《万象》登载了“迅雨”的文章耿耿于怀。

平襟亚也是有气难消，后来有刊物约请十位文人写一篇“接力”小说，题目为《红叶》，轮到平襟亚，他便借题发挥，写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自家园中观赏花树。那女子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所指再明白不过。

接下来，轮到著名的“报刊补白大王”郑逸梅。郑老先生觉得即便这是戏谑，也颇为不妥，便一笔荡开，岔到别处去了。

对于“迅雨”文章和“灰钿事件”，胡兰成在1945年6月，又以“胡览乘”为笔名，在《天地》月刊发表《张爱玲与左派》一文，对张予以声援，他针对“迅雨”说:“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要描写群众，其实要描写群众，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针对“灰钿事件”他说:“她认真工作，从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

“灰钿事件”后来经人考证，曲在张爱玲，直在平老板，大概是张爱玲少年时“我忘了”的毛病又犯了。不过至今也有一些“张传”作家坚信张爱玲无辜，认为她“平白无故地受了平襟亚的信口雌黄的诬蔑”。

当此大红大紫之时，忽然受到这许多“攻击”，张爱玲虽还不至于龇睚必报，但也一句软话没说。她生性冷傲，现在更不管是什么大人物，都一概回敬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