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认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

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而后，她又辩解道，自己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现代人的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意思是说，傅雷没看出她小说中的人性复杂来，以为她真的很欣赏小市民的浮华和虚伪。

这些观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被中国的文学界普遍认同。当时她说的这些话，大概没几个人能懂。

其实傅雷先生的文章里，对张爱玲写作的技巧还是很欣赏的，也批评了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批评还涉及到了巴金作品，只是在发表时被柯灵删掉，如果原样照登，也许张爱玲受的刺激要小得多。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写作的人，大抵都很敏感，受不了这样“强力”的批评。张爱玲的创作转入低落期，傅雷文章所起的作用相当大。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直到1976年《连环套》这篇小说被人“淘”出，才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的《张看》中。其时，张爱玲还特别在《张看》自序里说:“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8226；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文革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两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两篇文章，一褒一贬，一时瑜亮，令张爱玲成了聚光灯下的人物。

胡兰成本不以文论见长，这篇算是门外谈文，所谈的文学技巧问题较少，倒像是在分析张爱玲的人生观和文学观。

该文有太多的抒情味，部分段落极像何其芳先生早期的散文诗，但其间也有高论，比如:“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据研究者考证，他是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文中对张爱玲创作“从政治走回人间”的评价，显然来自张爱玲自己的意思。

文中有一些观点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