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因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起了深刻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连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六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的五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8226；克利斯朵夫》，文笔美伦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他同时也写文论，但哪一篇恐怕也没有评张爱玲的这篇名气大。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是关注，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五月的《万象》上登出。

一面在发作者的小说，一面又登批评作者的文章，在柯灵看来，这并不冲突。所谓“开明”二字，无非就是容得下人家批评。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李健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六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一般说来，杂志都有两个月的组稿、编辑周期，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