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赵顼，继承皇位这一年，不过19岁，按中国人的固有传统也只有二十岁。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如果有良心而爱国，能胸怀大志，又能认真读书，勇于任事的话，他完全可以已经具有了一番成熟而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绝不缺乏为之奋斗的决心和意志。我知道这世上存在着聪明人，很多人不用下大功夫去读书，也不用很早就被迫离开学堂在社会实践中领悟人生真谛，就能获得很多前两者很久才能获得的东西。也许他们这些人，是用来证明人类是伟大的，而我们这些蠢家伙，只是用来炖粉条的。

当今神宗皇帝，不管是在颍邸，还是登基之后，都算得上是个爱读书、会读书的佳子弟了。在他的天性中，似乎就很有读书的基因。他天性好学，常常为了读书而忘却吃饭，以至于他慈爱的父亲不得不多次派内侍去劝止他，让他抓紧时间吃饭，不要累坏了身体。他十分尊重自己的老师，侍讲王陶来为他讲经说史，当时还是太子的他，领着弟弟赵颢毕恭毕敬地拜见老师，毫无半点皇家子弟的桀骜不驯和颐指气使。据史料记载，他还是一个十分注重礼仪举止的青年。“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宋史·神宗本纪》）。如此看来，他应该是个儒家的虔诚信徒了。但是，颍邸时代的赵顼，显然没有把自己读书的范围，仅仅拘泥于儒学的狭小范围，他的涉猎极其广泛。比如，他还十分崇尚法家的学术思想。在法家之中，尤为推崇韩非子。曾拿出新抄录出来的《韩非子》，让府僚们来校对。侍读孙永，显然是个儒学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他十分不屑地批评，“韩非险薄无足观！”赵顼便托辞说，“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月戊申）”儒学是国家学说，孔子是至圣先师，这个是大政方针，谁也不能有丝毫的离经叛道，特别是作为一位储君、皇位的未来继承人。不过，这显然只是个托辞罢了，不然他就何必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亲自抄录呢？练习书法吗？法帖不是更有实效吗？事实上，法家的学术思想对神宗的一生，也确有很大的影响。内中改革进取的精神与“法”、“术”、“势”相结合的加强君主专制的思想，对神宗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后与诸臣僚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神宗常常能够把一些古代锐意变法的法家人物的事迹信手拈来。可见，对此他是下过一番真功夫的。

本朝太宗皇帝说过“开卷有益”，只要你能够有自己的见识，不尽信书，能够做到大部分消化吸收。读书，真是件受益终身的良事。读书使人眼界开阔，使人思维敏锐，使人迅速成熟。通过读书、任事，赵顼在登基之前，就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位优秀皇帝所应具有的各项素质。特别是他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非常强烈。他曾满怀感情地悲天悯人，“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尝痛心疾首”，“国家承祖宗之业，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惧，以思为治之道。（《宋朝事实事类·卷5》”这也许还与他从小生长于宗室，她的母家和外祖母皆出将门，很有关系。他的母亲高氏，是真宗朝名将高琼的女儿；外祖母曹氏则是曹太后的姐姐，元戎曹彬的孙女。

他的忧患，完全是有理由的。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也的确是本朝内忧外患、财困兵弱的危机年代了。先说“三冗”，军队建设重量不重质，兵员数量达到了开国之初的六倍；而科举、荫补无度，也使得官员数量达到了开国之初的十倍。此外，天降瑞书——这类造神运动和各类名目众多的皇家度用的大肆挥霍，更使得整个国家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西历1065年），财政亏空达到了前所未有1572余万贯、石、两、匹（《宋史·食货志》）！为了弥补空前的财政赤字，各级政府加强了对百姓的剥削和压榨，加上本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得农村土地向着大地主阶级高度集中，贫苦百姓几乎没有了立锥之地。由此，更造成了阶级矛盾的不断加剧。民反、兵变此起彼伏，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甚至到了“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的地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极大动摇了大宋王朝的统治秩序；对外，国家虽养兵百万，而不能恢复山前、河西。辽夏勾结、互为奥援，也严重威胁到了本朝的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战争耗费、赔款与养兵之费，反过头来又极大地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危机。欧阳修曾为之叹息道，“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欧阳修文集·居士外集》）卷9《本论》）”这正是当时整个北宋社会矛盾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皇帝，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