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成员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和建设国民革命军，以及并肩携手同买办阶级和军阀进行军事斗争等方面。黄埔军校创办伊始，就有共产党员张申府参与其事。军校正式成立后，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有张申府、周恩来、包惠僧、熊雄等，他们大力协助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军校的政治教育和建设，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多。黄埔军校的各期学员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校内党的建设也有共产党人出力，严凤仪、金佛庄、李之龙曾担任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军校从创建教导团开始就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这种优良制度后移植到国民革命军中去。从教导团到国民革命军，担任军事职务的虽多为国民党人，但也有共产党员如叶挺、蒋先云、周士第等，而在军队中担负政治领导工作的党代表，则有中共党员约1500余人。其中担任各军军、师一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的就有周恩来、鲁易、包惠僧、李六如、李富春、方维夏、肖劲光、朱克靖、林祖涵、吴少默、廖乾五、罗汉、张善鸣、王文明、黄日葵、彭泽湘等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滇桂军叛乱，乃至后来的北伐等战斗中，国共两党将士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的血和汗、甚至追悼阵亡将士的热泪都是流在一起的。

在指导各地工农运动方面，国共两党成员也是共肩责任和协同工作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的工人部、农民部，都有两党成员参加领导或实际工作；共产党人在各地发动组织领导的工农运动，也大多得到国民党人的支持与配合。上述所有国共两党多方面的实际合作，无疑是孙中山“联共”政策的生动体现。

最后，孙中山不断警告与训斥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联合战线的言行，驳斥中外反动势力散布的“赤化”、“共产”等谣言，始终坚持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

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人的决策极为仇视，不断加以反对。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反共的国民党员冯自由等就抛出警告李大钊等人书，妄图破坏两党合作。孙中山获悉后，申斥冯等人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注:《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冯自由等人作出检讨“认错”以后，孙中山于3月2日发出致全党同志书，要求全党同志“祛除臆惑”和打消“无意识之疑虑”，谨防敌人和造谣生事者“破坏之行为”。他强调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党之新机”所在，应“来者不拒”。

国民党右派党员破坏国共合作和反共产派的活动，并没因孙中山的劝告而停止。从1924年6月开始，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掀起了一股“检举”与“弹劾”共产党人的逆流，其中尤以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人于6月18日向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弹劾书”影响最大。为了解决“联共”政策引起的纠纷，国民党中央在孙中山过问下先后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张继等人的“纠举共产党案”。7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重申“联共”政策的“党务宣言”。8月21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依据前一日孙中山主持的第六次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案，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等两议案，再次肯定联合共产党的必要。

这期间及后来，孙中山还通过讲演或与人谈话等方式，多次警告“反共产派”的党员，坚持与维护“联共”政策的实施。他在1924年秋讲演民生主义时强调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924年11月，孙中山毅然接纳中国共产党一年前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政治主张，领导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他同月北上途经上海时，对国民党员石克士、何世桢等人诬陷共产党人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并申斥石等“自己不奋斗而妒他人（指共产党人——引者）之奋斗，殊属可耻！”【注:《中山到沪与共产党之活动》，1924年12月2日《顺天时报》（北京）。】

国共合作之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大造谣言，说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将实行“共产”。对此谣言，孙中山亲为驳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秉孙中山旨意，发布了辟共产与赤化谣诼的文告，揭露造谣者的险恶用心，指出共产主义决非洪水猛兽，告诫国人应“祛除对于‘赤俄’、‘共产’所怀之恐怖。当知世间一切新发现之思想或主义，苟能在日光底下，与世人共相研究者，决无危险，决非可怖”。并强调此次国民党改组和吸收共产党人为新同志，旨在师法苏俄革命党以救济中国，非必实行“共产”【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1924年3月26—4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正是由于孙中山旗帜鲜明地维护“联共”政策的实施，才保证了两党的合作在斗争风浪中日益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