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联共”政策，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中心。这是他为了拯救国民党和使中国民主革命得到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正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了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国民党才获得了新生，它才得以联合国内工农民众，结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

对于“联共”这一科学概念，国民党官方的史籍及外国一些学者往往加以非难和指责。有的说:“所谓孙中山三大政策之一‘联共’，纯属虚构。孙中山仅仅说了‘容共’。”【注:（西德）郭恒钰著、李逵六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73页。】有的说:“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期，只有‘容共’，并没有听见‘联共’。”【注:陈公博:《再论第三党》，《革命评论》第3期。】或说:“‘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注:《国民党员会议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申报》。】的确，孙中山生前没有说过“联共”这两个字。由于当时是采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所以孙中山不将两党的合作看作是平等合作，而视为是容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进行革命。1924年2月，他在广州会见日本报纸经营家松岛宗卫时，就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员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注:《与日本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合集》第4卷第536页。】但是同样的，在目前所见到的孙中山的全部著作中，也找不到“容共”两个字，他也没有说过“容共”（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第1册中有《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这中间‘容共’两字系40年代林百举改动加上去的，台湾编书者沿用而来）【注:该篇文章，原是孙中山给全党的训词，《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出版）用《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刊出。1924年3月，《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公开发表时，分别标题为:《总理劝勉党员》、《中国国民党总理劝勉同志书》。40年代林百举将之后收入《总理史迹稿》时，改名为此名。】。实际上，“联共”和“容共”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对孙中山实施的联合共产党人政策所作的不同概括与表述。就这两个概念的科学性来说，前者更为确切妥当，因为“联共”概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本质内容，而“容共”仅指出了当时两党合作的方式；就这两个概念的大小范围而言，前者包括了后者，因为“容共”只是“联共”的一种方式——党内联合的方式。既然“联共”与“容共”都不是孙中山的原话，前者又比后者更确切，那持“容共”说法的人们对“联共”提法的指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实上，不管如何概括，都不可否认孙中山生前确实确立并实施过与共产党人联合的政策。这种联合的方式就是党内的合作共事，他的“联共”政策是客观存在和不容抹煞的。

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国民党的大门，欢迎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立了以跨党的办法作为建立两党友好合作的方式。

孙中山广州蒙难脱险于1922年8月中旬抵达上海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法租界会见了他，继桂林会谈之后再次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组织形式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也采取主动、热情的态度支持孙中山。孙中山大有患难遇知交之感，他表示同意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这期间，他多次与共产党人李大钊会晤，“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有时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注:《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第890页。】。于是，孙中山断然抛弃以往国民党《规约》中关于“党员不得兼入他党”的规定【注:《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中国国民党规约》，《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8页、第143页。】，欢迎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仍兼跨共产党党籍。他还亲自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主盟。这实际上是孙中山实施联合共产党和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开始。此后，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等及大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先后依照孙中山确认的“跨党”原则，加入了国民党，从而为逐步建立起两党党内联合革命战线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当年之所以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共产党人有“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是他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注: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他在回答夫人宋庆龄问到为什么要吸收共产党人入国民党时，明确地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注:《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第109页。】显然，孙中山就是将共产党人作为救活垂危病人的新鲜血液，而将之输入国民党这一肌体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