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错误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随后的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政治局常委5人。
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通过,说明“凡是派”在中央高层仍占支配地位,要冲破“凡是派”的禁锢,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实现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个突破。理论上的突破,是把“完整准确”与“实事求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实践上,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的举动,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叶剑英先后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谈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邓小平的倡导与支持下,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这就在实际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
“求是派”与“凡是派” 在这一阶段的交锋日渐公开、深化,以党内思想路线斗争为主要形式,这也是后来全国性大讨论的内部酝酿准备阶段。在此阶段,“凡是派”借助政治权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惯性力量,暂居上风;而邓小平则不惜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巨大风险,以“完整准确论”、“实事求是论”的形式,亮出了反对“凡是派”的“实践标准论”的最初思想旗帜。在这一阶段内,“求是派”已由被严重压抑,转向在思想道义上占据上风;“凡是派”则由明显的统治地位,转向被动地位。但由于“凡是派”占据政治权力优势,加上“左”的社会思潮根深蒂固,从1978年初直到当年5月初,斗争暂时处于相持阶段、胶着状态,根本解决问题的历史契机还未到来,思想理论与政治路线上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还需假以时日。(《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钟生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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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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