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自“西学东渐”以来就有不少议论，其间取得了不少共识,如“精华糟粕共存论”。但有个问题至今学界存在争论，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否产生现代民主？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而这就需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有一个科学、准确的评估。

韩非关于法、术、势的理论，是给古代君主帮忙的理论。图为《韩非子》内页。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非常热烈。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个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判断，是共识。但关于传统文化能不能产生现代民主，则存在不少争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我认为，传统文化是不能产生现代民主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估计。下面谈谈我的理由。

一、古代中国历史取向不同于欧洲

中国和欧洲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作为文明社会的开端，其历程并不相同，这个“不相同”对后来各自历史的演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是起自夏朝，溯元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而欧洲城邦制的建立，是在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希腊经历了荷马时代之后，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其经济构成主要是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并已开始铸币，说明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

中国从夏朝建立到春秋战国的一千多年间，社会的历史进程，就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措施方面，发展是很缓慢的，血缘关系的宗族统治是主要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统治者对人和土地的争夺。周天子分封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和人民，这就使历代统治者都以控制土地和人民为主要目的而进行战争，国家的强弱也以控制土地人口的多寡为标志。君主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越多，就表明这个君主权力越大，也表明他的富有程度。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加以历代思想家的认同、总结和升华，便提出一整套有关控制人和土地的理论以及政策法令，例如李悝在《法经》中就规定，一人越城者诛，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商鞅变法则“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座，不告奸者腰斩。”做到如管仲在《禁藏》中说到的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统治者还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做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用户籍把民众的生活、生产居住严格地控制起来，实行着一种重农抑商，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的政策。人的作用，人的积极性无以发挥，社会历史发展就缓慢。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变革的时代差不多的欧洲，也发生了许多征战和变革，其内容和方向则和中国大不相同。公元前594年，曾经经营过工商业的梭伦，当选雅典的执政官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其内容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都是限制氏族贵族利益的，为发展雅典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并逐步使工商业奴隶主成为掌权的统治者。

梭伦的改革获得了社会普遍的赞誉，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改革的各项法律，然后主动放弃权力，出国漫游。果然，梭伦虽走，但他定的法律未改，不管政坛上如何进行争斗，就连贵族分子当了执政官，也不敢改变他的法律，而是继续沿着政治民主化的潮流走下去，使雅典的政治成为奴隶主民主制的政治。后来，克里斯提尼又进行一次旨在扩大民主，肃清氏族制度残余的改革，把梭伦创立的雅典城邦民主形式最后确立下来。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专制主义的方向走，进一步确认了世袭制，使世袭制延续达4000年之久，明确提出重农抑商的治国之道，这样商业经济就不可能在中国迅速发展。所以，在中国和欧洲，一开始就各自朝着一个决然不同的方向走。欧洲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对此后欧洲的近代民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雅典的民主确实为欧洲近代民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思想。特别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保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古代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被继承下来，并发展成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

二、传统文化本质上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编织和形成，对中国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当然也包括对中国专制主义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夏、商、周，还是春秋战国，以至秦统一六国，传统文化都维护专制主义。当封建制确立之后，传统文化同样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引出现代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秋战国之交，分封制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障碍，于是郡县制便在部分国家出现，它使诸侯和卿大夫失去昔日封国和宗族的特权。于是，一些圣人，即传统文化的代表者，便争先从理论上论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推出，对确立封建独裁的专制国家是有代表意义的。《韩非子·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在《韩非子·难三》篇中则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也就是说，法不过是借法令来表达君主的意志，而术则是一种手段，深藏胸中，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坦现出来，势主要是指势位，有了势就能施法、术，三者缺一不可。有了这三者，就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