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尤以宋朝的包拯影响最大。尽管后世民间的传说故事已与史实相差太远，但真实的包拯无疑可作为清官的典型。史称“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闫罗包老。’”包拯规定:“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宋史》卷316《包拯传》。关于包拯详尽事迹，可参孔繁敏先生:《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但是，一个基本的史实，就是古史上的清官只是凤毛麟角而已。与极少量清官相比，贪官和瘟官一般占据了绝大多数，正如宋朝的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跨鼇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十官九贪，正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常状态。也许如在唐朝贞观之治时有所例外。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贞观政要集校》卷3《论择官第七》)可见贞观盛世亦并非没有贪官，只是比例很少，这在古代确是十分不易。

关于中国古代清官和贪官的情况，须有两个最根本的估计

我们剖析中国古代清官和贪官的情况，须有两个最根本的估计，一是古代是人治社会，而决非法治社会；二是古代的政制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

人治的基本特点就是权大于法，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南宋高宗确有反对和惩治贪污腐败的“嘉言懿行”。他说，“惟于赃罪则不贷，盖以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容情请托，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宋哲宗时名臣邹浩之子邹栩“知处州，犯入己赃”。宋高宗“蹙頞久之”，说“浩元祐间有声称，其子乃尔”，“既犯赃法，不当赦，可特免真决，仍永不收叙”。单凭上述记录，似乎也表明宋高宗对惩治贪污腐败是认真的。

然而宋高宗极为猜忌并最终杀害的岳飞，无疑是十分清廉的。他有一句曾对皇帝面奏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朱子语类》卷112）不仅在当世，而且在后世都普遍传诵。依凭丰厚的收入，岳飞要铺陈豪侈的生活，决无丝毫困难。但他不仅“一钱不私藏”，还常以私财补贴军用。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定谥时，议谥的官员说:“虽上赐累钜万，毫不以为己私。”他们不由感叹说:“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岳飞在国难当头的卓尔不群的品行，其实在皇帝看来，恰好是反映了岳飞的野心。宋高宗所宠用的只是如张俊等庸将和贪夫，他们玩物丧志，反而使皇帝较为放心，在他看来，有贪心即无野心。张俊大约是南宋初的首富，“喜置田产，故江、浙间两淮岁入租米仅百万石。及死，诸子进黄金九万两”，另一说则为“岁收租米六十万斛”。

秦桧至少也是南宋初的特大贪污犯之一。宋高宗对他的贪污行为并非不知，但宋高宗当时隐忍不发，等到秦桧死后，皇帝下决心在朝廷清除秦党，却又下诏对秦桧、秦熺父子等赃罪“并免追究”。

其他如宋高宗宠用的宦官冯益、陈永锡、康谞、张去为等人的处置，也都是如此，则其惩治贪污腐败的虚伪性，也就不言自明了。在建炎、绍兴之际，贪污腐败政治的最大保护伞，正是宋高宗本人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