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温家宝总理访日，中日关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而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修改教科书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公共传媒讨论的焦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炎将犹太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做了比较，分析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没能如犹太大屠杀那样对当今国际政治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发现，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或者更早，追溯到日本侵华至今，我们看待这段历史时总有些盲点，那就是我们倾向于把目光投向对方，而对自身的观照不足。我们除了争辩30万人死亡的数字和认定大屠杀的史实外，似乎没有足够勇气和耐心去追问：这样一个奇耻大辱，对我们的民族心理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个心灵创伤如何影响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日本的侵略与蹂躏如何重塑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假如有一天，日本真心正视了历史，承认了南京大屠杀，并真诚向中国道歉，甚至还赔了款，那么这段历史就可以了断吗？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日关系与历史意识不属同一个范畴，前者属现实政治，后者是民族文化遗产，应该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关注犹太人对大屠杀的思考与宣传历程，因为对“屠犹”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德国与犹太民族。犹太思想家把大屠杀推向了哲学的思辨，思考它与现代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20年间，犹太人对大屠杀的历史一直保持沉默。按美国犹太历史学家挪威克的解释，是因为那个时代以受害者为耻。因此，犹太人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形象避之不及。

但1961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在阿根廷绑架了执行“最后解决”的纳粹战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把他劫持到耶路撒冷进行公开审判。以色列内外的犹太人一下子站了出来，愤怒地控诉纳粹的暴行。大屠杀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共同的劫难把这个散落世界各地的民族凝聚起来。紧接着是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色列大获全胜，犹太民族的自信也大大增强了，不再以“弱者”形象为耻。

从此，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纷纷公开讨论大屠杀与犹太命运问题，汉娜·阿伦特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把“屠犹”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高度。亚斯贝斯、鲍曼等犹太思想家也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总之，犹太大屠杀逐渐成为犹太民族现代思想的重要源泉。

好莱坞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短短十几年间，生产了170多部犹太大屠杀影片。这些影片的主题不再凸显犹太人的苦难，而是展现纳粹专制下人性的泯灭。作为清算斯大林主义和各种“专制主义”的利器，犹太大屠杀的历史被赋予了新的意识形态涵义。“犹太大屠杀”（Holo－caust）在当代社会成为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标尺。塞尔维亚对波黑穆斯林的屠杀、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清洗、索马里的屠戮，都被贴上“Holocaust”的标签，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也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犹太大屠杀的话语积极参与到全球化时代价值秩序的建构过程中。

谈到犹太大屠杀的影响，一般大家会关注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以色列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工具，而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那么“屠犹”也因此得以广泛宣传。但我想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犹太大屠杀的话语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屠犹”在犹太人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成为“历史”，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沉积下来变成固定的知识，印在课本里，不容更改，不能怀疑。相反，对于犹太人，尤其是生活在欧美国家的“离散的犹太人”来说，大屠杀仍然活跃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断谈论那段历史、在大学里开设犹太大屠杀课程、采访幸存者等等，从历史反省中理解自己的民族，认同犹太人的身份，揭示本民族的命运。

相信很多中国人对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等耳熟能详。可是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呢？似乎只是一些基本史实。而大屠杀活生生的细节、详细的历史背景、受害者的心理、施害者的情绪、个性化的回忆、以及南京屠城后的状况等等，我们所知甚少。

还有，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和讨论似乎总有一些现实的考虑，如中日关系、爱国主义教育等。只有当具体的环境要求回顾大屠杀历史时，我们才会重提那段创伤，而且每次回顾与反思几乎都在重复以前的内容，很少有新意。显然，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挖掘远远不够。

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再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时，往往有一个刺激－反应模式：我们很少会自觉地回顾历史，而总是因为日本篡改历史刺激了我们重谈过去。难道我们是为了日本才谈论南京大屠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