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从他作品中找罪证

反右前，批评杨朔小说《三千里江山》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方然的反革命罪状之一，彼时杨朔的作品在国内深受好评，并有多篇选入教科书；但在“文革”期间，造反派也开始从他的作品搜寻可能的罪证。

据“和大”老员工沈鹤皋向记者介绍，杨朔所任职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当年同属国务院外办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在一个大院，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外统称“和大”。杨朔虽然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挂名副主席，但并不驻会，一般的会议都不参与，只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才来。 “文革”前，在“和大”工作六七年的沈鹤皋也只见过他很少的几面。

“‘文革’后没人主持工作，其他领导都靠边站了，大概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他才来‘和大’主持日常工作，边工作边受批斗。那时主持工作的当权派对群众的态度都是不错的。”

当时亦在“和大”工作的资中筠说，杨朔刚被批斗时，造反派小将把他的作品拿出来“吹毛求疵地找出修正主义思想”。资中筠说，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也不是中央点名批判他某一个文章，但他既然是单位领导，又是作家，在“文革”的那种特殊历史氛围中就必然会被揪出来。

杨渡说，当时给杨朔的罪名除了“丁玲反党集团黑干将”外，还有“三反分子”等，说他在北戴河写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以这些罪名一个劲地斗，不让回家。”

“开始他也许并不觉得很严重，觉得自己经过甄别、做结论，最后会没问题。”资中筠说，后来军代表进驻后，说“和大”的造反派比较右，开始执行新的政策，把杨朔等人给隔离起来了。

“杨朔这个人大概比较迂，之前觉得造反派小将虽然批斗他但还没有被定性，但是军代表来就代表中央了，不是乌合之众的造反派了。他写条子要求和军代表谈话，我想他是想表明自己并不反党的意思，但军代表不理他，说这种人先放他一放再说。当晚他就吃了很多安眠药，自杀了。这时距军代表进驻才只两三天。”

后来资中筠还和同事议论过，大家都觉得杨朔是太相信军代表的权威了。沈鹤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杨朔心中总认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他的问题总会被搞清楚。但后来军代表进驻后，他的问题变得更重了。他觉得没希望了，就自杀了。

资中筠说，杨朔自杀后被同时隔离在一个大屋里的人发现了，杨朔死后他们还开会批判，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外交部作出公正结论

杨朔常年独身一人，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他做女儿。杨朔与杨玉玮共同居住在北京禄米仓胡同一处庭院。“文革”发生时，杨渡不满10岁，杨玉玮当时也被隔离审查。

因为长期神经功能紊乱，杨朔身体很虚弱，被隔离以前一直要靠吃安眠药才能休息。杨渡说，杨朔曾经为治疗神经衰弱在北京医院住院，但造反派和医院说不许给他开药，不许给他治疗，将他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