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的一天，父亲邓小平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央档案馆现存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也就是1930年3月15日那一期中，有一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据考证，这次讨论会时间应为1930年1月。文中所载人物用的都是化名，我认为，其中的报告人应为邓小平，参加讨论的人可确定都应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

《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报告人(应为邓小平—作者注)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