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广东

到农村工作去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及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1923年9月，蒋率领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日记显示出他的思想此时发生变化，他看到苏联的优点，也看到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是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但很可惜的是，由于1924年的日记遗失，完全了解该时期蒋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说，蒋还曾怀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这本日记。

1926年，国民党右派为了分化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谣称汪精卫与苏联串通，要绑架蒋介石到苏联。欧阳葛将此谣言传给蒋介石，后欧阳自认有功，就写了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回忆录，蒋看后不快，将文章放入抽屉。

蒋其实很了解国民党内的问题，他主张国民党官员应该多与农民接触，每人应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来。 他也确实想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主张“二五减租”等，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最后都未能实现。

提和谈，杀无赦

内地史学界对蒋的对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评，特别是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清党剿共”及“不抵抗主义”主张，被贴上了“投降派”的标签。此次公开的蒋在抗战时期（1931—1945）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郭岱君说，“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那些管道传递给蒋的信息是，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这些连绵不断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