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后的知青背负着融入城市时的矛盾，仍在不停地还债

在整个返城潮中，有脱离农村回归城市的，也有真正留下扎根农村的，然而无论是哪一方，知识青年的命运都可谓坎坷异常。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知青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 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文凭、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前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抱歉我们不能吃了，我们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晚上饭店生意好，车子多，很忙；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帮人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除了热水瓶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什么都能修。录音机坏了能修；电视机坏了能修；一个桌子腿坏了，一个下午就修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他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返城后的知青背负着融入城市时的矛盾，仍在不停地还债。

这种困顿从知青最初回归都市时的艰难便可窥一斑。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这还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单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泽东对李庆霖的来信作出批示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父母有多个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政策上也允许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在外插队，因此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妹妹回到上海，先被安排到街道里弄生产组，每月有22元。这还是在1975年，到了1978年、1979年，大量知青涌回城市，根本无法安排工作。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好的国营大厂一个月可以拿46元钱，能够进这样的工厂，那是最好的。更多的知青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都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这30年来，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当年，形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词，叫“波澜壮阔”。1700万人从中国的大中型城市涌进广阔天地，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掀动了社会，触及了许许多多普通的家庭。千万人一拥而下，客观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收入问题、青年人的恋爱问题。我记得在解决知青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我们当时总说七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想要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那是因为在生活中有了感受，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就像十年动乱带来了很大的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造成很大的戕害，还有很多没有还清的债。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上山下乡的十年又七个月的日子里，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他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从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在农村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到最后开始觉醒。要真正从这条路上走出来，要靠良知，凭着才华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同时我看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们，他们经历着大自然的风雨，经历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风雨。这段生活带给我更多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它也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变得聪明，变得灵活，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 （口述: 叶辛；采访:马长林；《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