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

10年中，我们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当时唯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6个人，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提及关于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气有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外滩流氓闹事，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这10年里，我回上海探亲共三次。当时国家规定知识青年一辈子只能探亲两次，我之所以有三次机会，是因为这三次都是应出版社要求，回去改稿子的。一旦回到都市，我就感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无论是南京路、淮海路都让我有一种亲切感。我想所有知识青年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这份思念就愈加强烈。

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知青，还是无奈被动而来的知青，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是回到都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8分钱。）像我们那儿，一天工钱五毛九分六，不到六毛钱。即使每天劳动，一年200元左右的收入只够买米。但人的基本生活不是仅仅有米就够了。洗脸要毛巾；刷牙要牙膏；衣服破了要买衣服。在插队后期，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要活下去，还要完成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而这些生活问题最终得到反映，或者说“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大调整后，恢复理智地看待这件事，则是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73年。

那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主席已经认识到知识青年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的回归浪潮。这股浪潮所表现出来的正是1700万知识青年的共同心愿。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要把户口迁回来，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

其实，在1979年知青回城浪潮爆发之前，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在贵州的10600位上海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当时地区大学很少，知青可以选择在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读一到两年，到时候就能被分到县里或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这类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

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限制: 一是已婚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像是上过中专的，无论是被安排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山乡小学，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回来了。

而即使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知识青年回上海仍十分艰巨。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是住房。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拥有几平方米的权利。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甚至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想法: 没有上山下乡的弟弟妹妹，也许当时是因为哥哥姐姐去插队落户才使他们有机会留在上海，但是他们毕竟也不富裕，肯定会有各种利益关系。因此法院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案子——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只有写保证书，保证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上户口。

我的情况和大多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