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猜忌只因多开口 获罪缘非“万言书”
2008年10月26日 10:40凤凰历史综合 】 【打印

3、经验

由牧童、童工、堤工、士兵而军官,彭德怀体验了工农兵极端贫苦的生活,具有自觉的阶级感情与意识。这种感情与意识使他对底层民众有较多的关怀,对革命进程中过火的烧杀政策有不满情绪;同时也使他对知识分子较难认同。庐山会议上他坦承:“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作关公投降,无礼貌。在敌我斗争中,我是坚决的。”(李锐,1999:225)

1916年3月,彭参加湘军,开始了他壮烈的军旅生涯。湘军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士兵多为贫苦的农民,但也有知识分子,一类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类是中学生,彭对他们的评价是:

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逢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了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功,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彭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三军军长和红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1921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彭德怀,1981:29─30)

知识分子之所以腐化堕落,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当官的可能性大,而普通的工农子弟因为没有文化只能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革命性的坚定性与个人在现实环境中选择性的多少成反比,彭的经验有其真实的社会内容。但对于彻底破坏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传统价值体系的革命来说,这种经验有时是不能验证的。比如1933年,彭一手培养的三军团皮匠出身的师长郭炳生就在广昌叛变。同样,知识分子也是多样的。在毛泽东的红四军,许多知识分子如营长王展程,营党代表程俊、胡世俭、高静山,支队党代表谢唯俊、教导队党代表赵尔陆、纵队政委张赤男,以及从旧军人转变过来的曾日三等等,除赵尔陆外,其余的都很早就为革命献身。萧克上将回顾历史指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红四军的干部,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绝大多数是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他们有革命的理想的抱负,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有很多人有政治经验和领导能力,这是四军的中坚,是骨干。”(萧克,1993:29)依靠红四军起家的毛泽东对这些人是很熟悉的,但这一经验没有使毛建立起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原因之一是有一个刘安恭,此人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过,1929年春由中央派往红四军传达“六大”文件后,任四军任军委书记。在他主持的军委会上作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的决定,剥夺了前委的决策权力,由此引发了军委─前委之争,对毛“家长制 ”作风的批评也随之而来。毛对他当然极为不满,也许从此开始,毛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苏联留过学的的人,就多了一份疑虑。

毛上井冈山时得力于王佐、袁文才两支土匪队伍。党的六大决议,对土匪有严厉的惩处政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亦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均应当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时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毛并不是拘泥于教条的人,况且他对袁、王相对友好,所以红四军前委(毛为书记)在讨论(王、袁参加)决议时,把这一段话删掉了。但袁后来看到了原文,就念给王听,并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彭德怀,1981:142)

其实袁文才不是土匪,而是党员:“他在永新一中读书时就听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因而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在龙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26年底或 1927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自卫军拉到井冈山,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那时袁文才部已有党的组织。”(宋任穷,1994:31—32)都是革命部队,他与朱毛的区别只是先上山后上山,为什么不说他们先行走上建立根据地的道路,却认定他是“土匪”、而且后来袁、王被追认为“烈士”后也一直这样称呼他们?可以说明此点的,是当时的土匪与红军在斗争对象上有共同性。

袁、王覆灭之后,毛、彭都认为袁是主谋:“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滑,名堂很多。”彭则这样比较王、袁:“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彭德怀,1981:143)王、袁相较,袁更坏,原因之一,在于他是知识分子。

井冈山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疑虑已较普遍。1928年湘赣边“洗党”,“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余伯流、夏道义,1987:308)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利益集团,共产党是工农党,知识分子当然不能随意进入,但革命又需要知识分子,关门不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毛泽东发明的团结、改造、利用。但知识分子总是本性难改,常常要犯点独立思考的毛病,不少知识分子确有严重的虚伪、自私、傲慢的毛病,这就令“大老粗”们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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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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