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受到鲁迅的公开指名批评，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和挫折，很受压抑，认为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不大好开展了，由此在家过了一段清静的日子。“西安事变”后不久，周扬决定奔赴延安，重新开展革命事业。

○摘编自《如烟如火话周扬》 郝怀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年10月

和艾思奇等人奔赴延安

受到鲁迅公开指名批评，周扬感到压力很大，“文委”书记的工作自然做不下去了，原来十分繁忙的他，现在很少外出活动，在家里过了一段冷冷清清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周扬除了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外，还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有《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论〈雷雨〉和〈日出〉》、《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后和到延安之前，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和在文艺思想上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文艺的特殊性的强调，对于创作上的自由竞赛的提倡，对于文艺批评中的粗暴倾向的严肃的批评。

这时的周扬仍然认定:“我们要用文学的力量来帮助民族的解放，国防文学的提倡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但他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接受了有益的批评意见，对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作了纠正。他说:“在作家的相互关系上，尤需要有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不容许文坛上的命令主义、独断主义，我们要养成一种自由竞赛的风气。用思想的卓越性和作品的质来取得在读者中的威信，这是最公平的办法……”“我们主张文学上的自由，正是为了要扩大于民族有益的文学的活动的地盘。”

周扬是个职业革命家，由于两个口号之争，在上海不大好工作了，在“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冯雪峰提议让他去日本。但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发展很快，留日的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先后回国，周扬最崇敬的郭沫若也逃离了日本回到国内。周扬觉得已经没必要再去日本了，最后去了延安。这也是党组织的决定，同他谈话的是潘汉年。

关于周扬为什么要离开蒋管区去延安，1978年9月，他在同香港人士赵浩生的谈话中曾这样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因此，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难做……我的缺点很多，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相当积极，肯干。要不然也有几位老的人，像夏衍都是老的嘛，为什么要我来做头儿呢？所以现在人家批评我也是对的，因为你做了头儿嘛。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做了，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恰好延安有需要，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批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

在毛主席窑洞彻夜长谈

1937年9月，周扬夫妇、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12人从上海出发，到延安去。到达延安的时间大约在11月初。最初与毛泽东的相见，令周扬终生难忘。那还是他刚到延安不几天的一个夜晚，毛主席提着一把酒壶，来到了他住的交际处，来探望他这位新来的湖南小同乡。他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无所不谈，唯独没有提的是上海文艺界的纠葛、两个口号的论争。

随后，周扬还在毛泽东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两人彻夜长谈，毛泽东也没有提到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周扬很想向毛泽东反映一下上海文艺界的情况，特别是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讲讲自己的错误，诉诉自己的委屈。

有一次，他与毛泽东谈话，刚刚提及此事，就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只是就如何正确对待个人委屈的问题讲了一番发人深思的道理。“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周扬不能不为毛泽东所折服，这些极富哲理的话，分析透辟，开人心窍，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中，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毛泽东的这段话，周扬一生中不知讲过多少遍，他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么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