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作文”，即后来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解放》周刊97、98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是根据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整理而成的。围绕着这篇重要著作的写作，毛泽东又给周扬写过两封信，时间均在距此文发表前不到一个月的修改过程中。

周扬同志:

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征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改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还我为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此时，毛主席正在抱病修改此稿。两天后，他将文稿送来，并附有一信:

周扬同志:

我的感冒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之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文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夜

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与周扬向毛泽东约稿有关，周扬至少起了催生的作用。但是，在这篇重要文献的产生过程中，周扬作为文化方面的重要领导和著名理论家与毛泽东是否有所议论，是否向毛主席提供某些思想资料，在成稿过程中作过些什么修改，这些就都不大清楚了。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把个人完全融入党的集体事业中，从来不谈个人作用，尤其是在领袖的著作中，更不会提及个人贡献。周扬一生都坚持这一信条。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宝库中，肯定有周扬的贡献，但到底有哪些是他的思想和手笔，人们现在很难知道。

参与主席《讲话》修改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直到1998年编《忆周扬》一书时，他的家人才对编辑人员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曾作过很多的修改，因为改得太多太乱，最后由夫人苏灵扬誊清，写了一份送了上去。究竟怎么改的，笔者就不大清楚了。

作为学者的周扬，对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有着浓厚的兴趣，还抽空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于1940年春出版，编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作为“鲁艺丛书之一”印行。此时，周扬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写两本书:《文学简论》、《新民主主义与新文学》。但是，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法潜心著书，这个美好的心愿未能实现。就连他在鲁艺讲授《艺术论》的讲稿或提纲，也没有保存下来。

周扬到延安以后的著述，再次证明了他在这方面卓越的才华。然而，周扬没有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是走了另外一条路，虽然仍不失为一位理论家、批评家，但主要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阐发者、制定者，文化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周扬的一生，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职业革命家，就此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