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毛泽东 延安结下“文字缘”
2008年10月21日 12:30新闻午报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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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档案记载,最早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委托周扬修改一部书稿《陕甘宁边区实录》。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给周扬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信中所说的“此书”,即《陕甘宁边区实录》。李六如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和培元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这是一本向全国人民全面介绍边区的书,毛泽东在“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的字句下面特意加了着重号,并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足见其对该书的重视。毛泽东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周扬,可见他对周扬是多么看重。

为《中国文化》向主席约稿

边区文协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计划在1940年2月创刊。这个刊物的文化方面由周扬负责编辑。他约请毛主席为该刊创刊号写稿,并送上自己写的《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请毛主席批评指正。

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扬的上述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周扬同志: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恰当,还请斟酌。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毛泽东在周扬这篇文章上所作的批注和修改的地方,达数十处之多。周扬对毛泽东的意见自然十分感佩,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一一作了修改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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