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以后，笔者先后参加了许多外国艺术团体的访华演出接待工作，并三次为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谈话做记录。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文革中的总理身心疲惫，而以“文艺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霸气十足。

每次记录都很紧张

我于1964年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对外文委，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机要秘书。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临时抽调到第一线，先后参加了日本齿轮座话剧团和叙利亚民间艺术团的访华演出接待工作，并有幸三次为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谈话做记录。

与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近距离接触，而且要真实地、一字不漏地记录下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对于一个来自大西北边远山区农村、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既兴奋又惶恐，尤其是我没有学过速记法，唯恐笔头跟不上，漏掉话句内容。

那时没有电脑，也不许录音，全靠手笔记。每次做记录都很紧张，思想高度集中，专心致志，头不抬手不停地“龙蛇大草”，兼用自己独创的“简略法”，如文化大革命写成“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等，还用一些只有自己才能看明白的拼音、符号之类代替文字。好在与外宾谈话有个双向翻译的过程，留给记录者一些喘息和补记的时间。

当时中央领导人与外宾谈话记录稿，一般都要求于次日打印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因此每次接见结束，立即趁热打铁，与翻译人员对照笔记，及时处理。此时留在脑海里的记忆犹新，这又给补充、修改、完善记录稿提供了一次机会，从而能较圆满地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话做记录的光荣任务。

文革运动中周总理身心疲惫

不仅与外宾正式谈话时要做记录，观看演出过程中我也坐在总理身后观看倾听，记录总理的言谈举止。我在1967年8月26日和12月17日两则日记中，记录了周总理当时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当时正处在文革高潮中，我感到总理身心疲惫:

“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又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据说刚结束了另一场活动，连饭都没有吃就来看演出了，从晚九点到十二点！看得出总理很劳累，好几场戏他都在打盹，但又尽力挣扎着，强打精神睁开眼坚持着看。正在观看中，他的秘书赵茂峰进来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他戴上花镜，看了看，说了句:‘我看可以’便把纸条交给了秘书，算是办完了一件公事，又看戏了。中间休息时，在剧场右侧大厅接见，我坐在总理后面记录。因他的声音小，而且有点沙哑，所以有些话没有听清楚。总理苍老多了（观看日本团演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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