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明显瘦了！

他谈话很得体，又很幽默。李富春未发言。很幸运，我做记录，而且随他们一道看戏，和翻译人员坐在他们身后离得很近，仔细倾听观察，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似乎都记录下来了。更荣幸的是，总理早到20分钟，在休息室里与我们十多位工作人员谈对外文委运动情况，楚图南、周一萍及副外长姬鹏飞这些大当权派默不做声，就是我们几个一般干部无拘无束地发言。我向总理汇报对外文委及中演公司运动情况，提到两派对陈毅、陈忠经、临权会、批判十七年等问题的不同观点，总理听后看着我笑了笑说:‘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不能表态，否则你们又用大字报贴出去了’。总理还说‘文委联合不起来，你们中演公司两派可以先联合起来嘛！’遗憾的是时间太短，还没有谈完，叙驻华大使夫妇已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观看叙利亚团演出时）。

为此事我还惹来一张 “宋天仪封锁周总理讲话精神该当何罪”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给我贴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其实我当时毫无传达总理讲话的意识，觉得自己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是群众组织头头，在场的人很多，还有文委副主任楚图南、周一萍，要传达也轮不到我，只是第二天在本派群众中随便吹吹风，不料引起对立面的强烈质疑。今天来看，动不动贴大字报不对，但人家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应该借总理讲话的东风及时做促进大联合的工作。

6年后的1973年1月，经对外友协报请外交部批准，决定派我随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任秘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三年后第一批派遣的杂技艺术团之一，被称为“杂技外交”，中央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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