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潜心研究的课题。当年，陈伯达曾就这一问题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稿，他拿这个报告稿，在中国科学院给高级研究专家们作过一次报告，很受欢迎。毛泽东当时也对陈伯达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陈伯达能在1958年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电子工业将对今后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今后人类科技革命时期的主导工业的论断，可见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20世纪80年代初，当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在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小插曲。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不该让陈伯达这样的人做研究工作，更不该把他的研究成果印发给中央领导作参考。意见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一时忘记了是他布置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就责问起邓力群来。邓力群觉得事关重大，就把胡耀邦交待他办这件事时的谈话原始记录找了出来，又找到当时和他一起与陈伯达谈话的在场的人证明此事，这件事才算搞清楚。说明此事的材料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才想起，是他建议让陈伯达搞这些研究工作的。指责者也不作声了，陈伯达的研究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下去了。

《求知难》中的自省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鼓吹“天才论”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说：毛主席确实是个天才，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发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除了理论、政治等方面外，在军事、书法、诗词等很多方面，毛主席都有天才的创造。他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主席发现了我，把我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30多年。他还说毛泽东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提拔了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30多年中，毛泽东给了他以很大教育；是毛泽东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文章；是毛泽东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他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有性命了。

陈伯达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对党和政府在他的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陈伯达传》中曾记载，陈伯达晚年曾给他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了陈伯达当时的心境。

陈伯达于1982年5月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伯达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读书》杂志的编辑们都知道陈伯达这个笔名，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了《求知难》。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陈伯达的这篇文章中，可以概括出他所总结的人生求知有“六难”。

一难，就是求知者的苦难多。陈伯达有感于有志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所受的苦难之多，写道：“《西游记》所写的，就是唐僧灾难的簿子。”《西游记》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都记载了他去印度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故有八十一难。”实际上，毛泽东多次说过，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难，才能成大器。陈伯达借读《西游记》，将这句话加以发挥，认为人要求知，遭受的苦难必然要多，但求知的人却仍要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