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在1982年第十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了陈伯达晚年所写的题为《求知难》的文章，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六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麽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陈伯达表示愿意与周见面。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4岁。中共建政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那时，周与陈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文革”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在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伯达呢，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82年初夏的一个晚上，陈伯达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到周扬寓所，两个人谈了四个小时。陈伯达半夜才回来。

在这次谈话中，陈伯达跟周扬说及自己“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

陈伯达提到那几篇文章题目，内中就有那篇《求知难》。

周扬说：“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