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动员组织自己所有的亲人参加革命，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幸存的亲人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大弟媳王淑兰，只留在韶山故里做接待和宣传讲解工作；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弟岳母周陈轩，晚年也只是和女儿一起过着平凡的生活。

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回来!”

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待客了!”

这里所说的四嫂，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在家族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称呼其妻为四嫂。王淑兰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她就起床，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才有歇息的机会。对于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许也会像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勤劳苦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家中不时有客人来串门。毛泽东和毛泽覃也忙着拜访亲友和同学。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晚上，兄弟妯娌围炉烤火，吃南瓜籽，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端茶送水，都靠他们夫妇两人。因此他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是猪牛经纪人。可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就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的。”

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

王淑兰是南岸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毛泽东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他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亲们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