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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外交往事：临时决定会见尼克松

2007年09月25日 09:04浙江在线【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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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外交部女副部长王海容参与毛泽东晚年所有重大外交决策及会见，是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国政要接待者以及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参与者之一，成为当年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6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特著书以示纪念。在本书中，王海容首次披露了大量从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到秘迎基辛格、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等一系列外交大手笔背后的秘闻，纠正了许多讹传，作为历史见证人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和有趣的故事。本报在摘选中略有删节。

破冰之旅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给了美国国内反共及反华势力强大的压力。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夫人与尼克松总统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安静的机场上，人们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两国国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飞舞时发出的声响。中美两国首脑检阅完仪仗队之后，乐队演奏了两国国歌，但是，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

突如其来的会见

就在这时，外公作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打电话给海容，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时那样迟疑不决了。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驻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会见的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外公如何准备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

“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

“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

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

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作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基辛格的回忆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

他这样回忆道：

“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另外，美方对与外公会谈并不是没有疑虑。尼克松提到过同行的国务卿罗杰斯2月17日对他说的一段话：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

“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

关于外公的传闻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

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道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

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中方主随客便

得知外公即将会见总统，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

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中美《联合公报》定稿的时候爆发。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

“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通向红墙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大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

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们两人分别来到这里的总和达十几次之多。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这第一次。

对于通往外公住处的路径，尼克松后来再没提及，基辛格则写得十分详细，这大概与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外公有关。

基辛格将中南海西门称为接近外公住处的“一个红色的大门”。他还提到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其实此街应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说“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这也不对，府右街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皇城城墙的许多遗迹。所谓拆掉城墙后修建的街，应指北京今天的二环路地铁沿线。

总统丢了

在外公住处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总理在此迎候客人，并引领尼克松一行向外公的书房走去。在大门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是汪东兴和张耀祠，也就是1970年在此迎接斯诺的“两位将军”。

据汪东兴回忆：按照惯例，外宾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外公住处。因此，他立即安排尼克松的警卫去怀仁堂休息。该警卫在此无法与仍在钓鱼台的美方警卫主管取得联系，尼克松去往何处，一时间成了空白。美国总统警卫主管如雷轰顶，并因此向中方诉苦，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游泳池印象

外公在游泳池的住处与丰泽园不同，这里是建成不久的新式房屋，外宾的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客人下车后直接进入室内，无须像丰泽园时代在古老的院门前下车，在露天下走路进院。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中，红旗车开进门廊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通往外公书房的路是曲折的。尼克松等人随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外公晚年已不再使用这里)，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其实，上一场球赛已举行完毕。中美两国以地球为球室，太平洋为球桌，以东西方政治智慧为球拍，穿梭联络人为乒乓球，比赛成绩是双方握手言和。

海容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外公的书房。

外公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

尽管如此，走进外公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这次来访，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外公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该年10月和11月，外公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会见尼克松20天前，病体未愈的外公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后，他再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

基辛格对外公书房观察很是细致，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从外公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总理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外公被搀扶着站了起来。外公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两个“魔鬼”见面

1971年10月8日，外公在会见塞拉西时，曾不无调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魔鬼与资本主义魔鬼见面，到底好不好呢？”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领袖在同一间房子里见面了。他们彼此端详着对方。尼克松回忆道：“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摘自《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孔东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