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始担心身后事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不好。

毛泽东心情不好，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心情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整顿表现出来的。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开展整顿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不是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处理他个人的后事问题。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中央是能够处理好的，而且，以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是不会出现任何不妥之处的。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也不在乎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后事处理如何。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是他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事之一。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江青等人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们搞“四人帮”，又没有搞生产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在毛泽东身后由他们来领导国家，来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毛泽东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得人心，没有人拥护他们，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泽东决定不把权力交给他们，同时，对他们搞“四人帮”的行为还要进行批评。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他在此时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邓小平等老同志能够与“四人帮”搞好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国家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从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毛泽东先是批了“四人帮”，不让他们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搞好团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泽东一再讲：“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让江青与邓小平“团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担忧。他不但担忧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内部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而且担心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由于有这种担忧，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当着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讲了三国故事，当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天下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主观愿望上，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基业”的接班人。

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9年了，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他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在心中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如果毛泽东只是把这种怀疑继续下去，没有后来毛远新的参与，毛泽东还会在怀疑中继续使用邓小平，不会出现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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