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永远也不能忘记在那一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为我们党和我们民族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是先进分子脱离广大青年采取的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有地消耗掉了。

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同志，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敬同志，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少奇同志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五千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常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少奇同志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我们学习了一九三五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又学习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二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持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盛市。我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我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我，拿着阎的电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