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对日本友人说：“我一生除革命外，惟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是他的信条，自香港西医书院完成学业以来，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或者政务繁忙的从政时期，他也不忘读书，读书可以说相伴了他的一生。尤其是革命受挫之际，读书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书便会跟不上时代，变成一个落伍者。

从1895年第一次经过日本以来，孙中山至少到过日本十五六次，总计在日本居留的时间可能有十来年。在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夫人宫崎槌子印象中，孙中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书。有一次，他在宫崎家住了10天，几乎把他们家的全部藏书都看了一遍，说：“这里的书我都喜欢看。”临行还用柳条箱子装了满满的一箱带走。宫崎夫人回忆说，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常去东京和宫崎滔天见面，每次到他们家来，有空他也是从随身带的皮箱中拿出书来读，读的书当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内容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哲学的。他还因为读书而得罪过人，一次，他正在他们家走廊上看书，宫崎的乡亲胜木夫妇听说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主动和他攀谈，当时他看书看得正入神，只是随便答应了几声，眼睛没有离开书。胜木误以为他傲慢不理人，用当地方言大声说：“这像什么话！听说孙文是个豪杰，怎么这样简慢人？”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通讯员林奇在日本横滨访问了孙中山后，在3月23日发表一篇报道说，在他当时住的小木屋里摆满了英文、法文的书籍和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方面。林奇特别注意到其中有许多英文的军事学著作。

在中华民国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孙中山曾多次到达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那里的华侨是他的重要支持力量，其中往来最多的是新加坡。据很早参加同盟会、担任当地分会副会长的华侨张永福回忆，孙中山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喜欢读书，读书时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读后一定放回原处。孙中山喜欢买书，尤其是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和中国古籍。孙中山对中国地图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对于各国陆军组织法及有关书籍、海军海舰图等，价钱虽高，也一定要买下来，熟读到差不多可以背诵。每次买了新书一定要用纸包上一层书皮，保护起来。他的书籍分类摆放，整整齐齐，毫不混乱。就是读报他也有自己的习惯，先读专电，然后顺序读下来，不乱翻纸张，读完仍然折叠好，不随手乱扔，如果同时有多份报纸，也是如此。

值得我们留意的还有，孙中山不喜欢小说杂著，张永福从没看见他在读无益的书，他也不嗜好美术图画，对于故事图画最多偶尔翻翻而已，对于丝竹音乐没有嗜好，从没听见他唱过歌，也未见他吟诵中外的诗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带的除了书，只有一副象棋。这些回忆，使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读书的偏好，他对纯粹消闲式的阅读没有兴趣，他的读书也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早在1897年他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就说自己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

孙中山从来不懒散地躺卧着读书，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认真。对此他还有过这样一番说法：“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他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读，甚至一些很偏门的书都有所涉及。邵元冲是他晚年的秘书，曾当面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回答说：“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