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斧头帮：非简单黑帮 毛泽东评其头领抗战有功

早在1927年，王亚樵、宣济民等就曾密谋在南京刺杀蒋介石，先后设计了半路截车、翻墙进入后花园埋伏和在会场引爆炸弹等方式，但每次都因防犯严密而失败。1929年，王亚樵与国民党“西南派”的王乐平、常恒芳等组成反蒋集团，继续酝酿暗杀蒋、汪。

执著反蒋周旋近十年，五次策划刺蒋

1931年6月，王亚樵获悉蒋介石将前往庐山太乙村避暑，再次启动暗杀。他让部下陈成等买了10条大火腿，将中间挖空，把拆散的枪支放置其中，再用针线缝合，最后在开口处涂上一层盐泥，顺利骗过守卫，将枪械送到太乙村附近。一天，埋伏在附近的陈成见蒋介石带着警卫员在太乙村甬道上散步，陈成觉得机会难得，来不及招呼同伴，一人冲上前去连开两枪，但都未打中，自己却被侍卫打死。蒋介石大受惊吓，密令戴笠调查。

但还没等戴笠查出个所以然来，一个月后王亚樵又策划了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子文的计划，因宋子文同其秘书唐腴庐都身着西服，王的部下误将唐腴庐当做宋子文杀死，宋在乱中逃过一劫。

1935年，王亚樵让华克之带着孙凤鸣、张玉华等前往南京设立“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作掩饰伺机暗杀蒋、汪。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孙凤鸣主动请缨，他利用记者身份混入了中央党部大院，本想趁委员们在礼堂大门口合影的机会实施暗杀，但合影时蒋介石并未在场，汪精卫则近在眼前，孙凤鸣拔出手枪连开三枪，汪精卫受重伤。

刺汪案发，汪派人物都怀疑是蒋指使，蒋介石压力颇大。他的心腹戴笠抓住了为孙凤鸣办入场证件的张玉华，获知是王亚樵、华克之在幕后策划。蒋介石大为震怒，严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否则不要见我”。王亚樵化装逃往香港。

戴笠抓住了跟随王亚樵多年的老部下余立奎，王亚樵带着二十几名亲信秘密辗转到了广西梧州躲了起来。扑了个空的戴笠深知王亚樵讲义气，虽然余立奎扛住了严刑拷打拒不透露王亚樵的踪迹，但狡猾的戴笠收买了余的爱妾余婉君，让她配合捉拿王亚樵。余婉君来到梧州，果然见到了王亚樵。王亚樵念余立奎跟自己多年且身在狱中，便安排她在梧州住下。因梧州是西南反蒋势力的地盘，王亚樵逐渐放松了警惕。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在李济深家吃过晚饭，余婉君约他到其住所，王亚樵大意之下只身前往，刚入寓所，埋伏在一旁的特务乱枪齐发，王亚樵当场遇害，时年47岁。特务们将王亚樵的脸皮用刀划开撕去邀功，“暗杀大王”终被捕杀。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王亚樵是有信仰的人 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有功

王亚樵是个读过书的人，曾做过教师，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粗人，是那个时代有信仰、有文化的人。他早年热血反清、反袁，安徽的辛亥革命史不能不提他。1920年前后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流行的年代，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中，包含着一些隐喻，如通过破坏以达到平等、正义，建设社会。王亚樵后来创立斧头帮，崇尚以暴制暴，就与他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有关。

1932年的虹口公园爆炸案，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重大事件。当时参与暗杀策划的韩国临时政府负责人金九及他领导的韩人爱国团体，只字不提此案与中国人的关系，这在20世纪30年代东亚形势紧张、日本对华侵略气焰嚣张的大背景下，不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抗战胜利后，由于种种原因，公布的金九日记《白凡逸志》对此事也语焉不详。1949年后，国内文史工作者包括安徽文史界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现在看来这件事与王亚樵等爱国人士有联系，基本线索较为清晰。

王亚樵是积极抗战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队淞沪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王亚樵曾把他掌握的上海工人组织成“抗日救国义勇军”支援前线，其部下余立奎成立的“抗日救国决死军”，直接参加了十九路军作战。王还把自己的斧头帮组织起来，以“铁血锄奸团”名义暗杀敌寇汉奸。可以说王亚樵领导的抗日组织是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重要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我们不应把王亚樵“斧头帮”标签化地简单看成黑帮！应该说他们也是抗日团体。从虹口公园爆炸案来看，可以发现王亚樵组织抗日是有前期思想和事实基础的，他也为此事件做了不少善后工作，例如安置保护韩国志士、让部下买下上海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的“公道印书社”，给韩国抗日同志作栖身之处。毛泽东曾评价过王亚樵：抗日有功，充分肯定了王亚樵积极抗日的事实。(本专题文、图：张映武，鸣谢：广东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