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事当众表演 诅咒发誓：为共产主义而死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行乘“神田丸”号轮船自上海出发至大连，乘火车由东北地区出境，经西伯利亚铁路，于9月2日下午1时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俄新式军队进行实地考察。

在苏考察期间，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跟苏俄政府交涉援助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些事宜。

同年11月29日，代表团循原路线回国。

负气出走

蒋介石于12月15日上午9时回到上海，随即去拜访了盟兄张静江，当天下午，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后，便登船回奉化老家。

孙中山对蒋介石此举很不满意。这期间，苏联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鲍罗廷早已到达，计划筹办军校已有了眉目，孙中山有意让蒋介石出任军校筹备委员长，可蒋偏偏不来。孙中山于12月30日打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军校招生、考试在即，但在广州仍见不到蒋介石的身影，孙中山火烧眉毛，便让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连发6封电报催蒋南归。

蒋介石接到电报，继续在溪口慈庵呆了两周，终日拂案焚香，绕茔抚树，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了广州向孙中山复命。1月24日，蒋介石受命为军校筹备委员长。

此时，适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羊城内外，喜气洋洋，宣布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不胫而走，给这喜庆又添一重氛围。

蒋介石虽然也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165位抵粤代表中，备受冷落，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没有蒋介石扮演的角色。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有共产党人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他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6人，其中3人由孙中山指定，另3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产生。

蒋介石心中闷闷不乐，他又想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即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叫谁当校长还很难说。他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连照面都不打便“拂然而行”。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不觉一怔：唉，这个中正！去年派他赴苏俄考察，就指望他回来挑这副担子，可回来也不马上复命，本党改组刚刚完毕，这样随便如何可以？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孙中山不准蒋介石辞职，而蒋介石也并不是真的要辞职，于是他便上演了一场讨价还价的闹剧。

蒋介石撂挑子，还受其政治心态的支配：他极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就是要容共、联共，学习俄国人的方法，走俄国人的道路，孙中山态度很明确：“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正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蒋介石跟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在《游俄报告书》中就曾毫不讳言地表达：“俄党无诚信可言，与英、法、美、日这些帝国主义比起来，也不过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现在，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林伯渠当上了农民部长、毛泽东当上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他蒋介石却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远离权力中心，其对孙中山心怀不满就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于1924年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抱怨廖“专以顺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露骨地批评廖“过信俄人”，说“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最后声称：“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周恩来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也曾说过：“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

此时，蒋介石似已看出，在苏俄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他之所以未敢公开提出清党反共，只是当时羽翼还未丰。当蒋介石带着娇妻陈洁如来到上海西藏路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显得非常讶异。军校3月21日即将举行入学考试，而这个入学考试的委员长不在广州黄埔坐阵，却跑来上海。他不解地问蒋：“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办军校，也就是将本党之命脉交由你，责任重大，你理应尽力才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你若手头吃紧，我可以再资助你一些。”

“我个人倒不缺钱，”蒋介石愤愤不平、牢骚满腹道：“黄埔岛那个弹丸之地，一片荒凉，白手起家办军校谈何容易，今天去催粮、明天去借钱，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竟敢指着我的鼻子奚落我；还有，大本营那个禁烟督办杨西岩竟目中无人，胆敢拒绝拨付军校的开办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我还去当许崇智的参谋长，带兵打仗吧！”

“中山先生不是让你当军校筹备和入学考试委员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