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多年前何重要事件的发生 导致南方经济反超北方

东晋政权建立和唐代安史之乱，相隔400多年，但都是南北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两个重要节点。这足以说明，战乱频仍的北方，经济实力并未衰退到完全不堪的境地，相比南方，仍然优势明显。

这也不奇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经济是有弹性的，只要伸张有度，不可能一下断裂。

唐代的全国经济重心在河北一带，属“极富之地”。北宋年间，河北一带经历与契丹的多次战争，经济却未一蹶不振，仍保持领先优势。河北产的绢等纺织品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是全国最高的。

靖康末年，金人向北宋索取绢1000万匹，皆取自内库，其中一些来自两浙地区的绢，遭到了金人赤裸裸的嫌弃。他们嫌浙绢轻疏而退回，所收几乎全是河北精绢。可见，河北经济发展质量之高，江南地区远不能望其项背，连少数民族政权都很懂。

陕西同样如此，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入宋以后，在宝元年间（1038—1040）大规模的宋夏战争爆发之前，据苏轼说，是“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农家者，多于府库也”。这是典型的藏富于民有没有？

其实，南北方的纳税数据最能说明北宋时期，北方经济仍优于南方。

当时，南方田地多出北方一倍多，人口多出北方两倍多，而负担的税额仅为北方的80%左右。即便是南方最富裕的四个省份，税额也都大大低于河北、陕西。北方的财政负担比南方沉重得多。

经济越发达，税负就越重。这几乎是古代中国征税的通则。就跟明清两代重重剥削江南一样，北宋重重剥削北方，这就能看出其时北方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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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战争可以一时摧毁一个地区的繁荣，却无法一世消灭这个地区的发达。

只要假以稍微稳定的局面，这些原本繁荣发达的地方就表现出它们的潜在优势，在战后迅速修复经济，实现强力反弹。

从东汉到北宋，北方经常在战乱与和平的循环中守护它的经济优势，而相对安稳的南方则默默扮演了追赶的角色。

打个不算恰当的比方，那时的北方有点像现在的欧洲，经济烂熟，发展缓慢，但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南方则有点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发展势头迅猛，但毕竟块头还小，想要超英超美还需时日。

北方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战争的破坏，而在于环境的破坏。

尽管出现过手工业的精品，但无可否认，农业是北方经济长期碾压南方的杀手锏。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将全国土地分为三等九级，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土质最为膏腴，南方的荆、扬二州最为贫瘠。

土质的沃与瘠，决定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先进与落后。

秦汉时期，农业的精耕区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这一带是帝国的粮仓。

就粮食亩产而言，以粟米为例，北方到唐代已臻顶点，此后宋至清均未达到唐代的水平。原因主要是，北方对农业的过度倚重，导致过度开发，严重破坏了植被与环境，最后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北方发展得早，在存量可耕田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北方人不放过任何一块可耕种的地方。数百年来的滥垦滥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植被。自唐以降,陕北黄土高原上水、旱、风、雹横行肆虐。此时,正是关中、中原贫民源源不断涌入陕北黄土高原辛劳垦荒之日。

人祸招致天灾，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与经济良性发展。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互相伤害的故事。

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曾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因气候变迁及农业开发，水体大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宋代以后，这一地区的湖泊急剧减少，农田灌溉都成问题，北方的农业优势便日渐难以为继。

这很大程度上也是黄河水患造成的恶果。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不仅使中游地区的耕地面积日渐减少，而且使下游形成举世罕见的地上悬河，易溢、易决、易徙。自西汉到民国，黄河决口超过1100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来一次，其中唐代以后决口更频繁。再好的农业基础，也经不起这么高频率的摧残。

相较之下，南方发展得晚，长期未开发，则反而获得了后发优势。至少在自然环境这一块，受到的破坏没有老农业区黄河流域那么深重，其受到的自然报复程度也就没有北方那么严重。

随着北人南迁，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成为南方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在南方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南北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差异，决定了二者的后劲截然不同。如果要给天灾找人为因素，那么，这无疑与历代统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