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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多年前何重要事件的发生 导致南方经济反超北方


来源:凤凰历史

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则继续轻视工商业。两者针锋相对,恰是南北方人对工商业态度的一个缩影。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历史上首次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东晋政权建立和唐代安史之乱,相隔400多年,但都是南北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两个重要节点。这足以说明,战乱频仍的北方,经济实力并未衰退到完全不堪的境地,相比南方,仍然优势明显。

这也不奇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经济是有弹性的,只要伸张有度,不可能一下断裂。

唐代的全国经济重心在河北一带,属“极富之地”。北宋年间,河北一带经历与契丹的多次战争,经济却未一蹶不振,仍保持领先优势。河北产的绢等纺织品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是全国最高的。

靖康末年,金人向北宋索取绢1000万匹,皆取自内库,其中一些来自两浙地区的绢,遭到了金人赤裸裸的嫌弃。他们嫌浙绢轻疏而退回,所收几乎全是河北精绢。可见,河北经济发展质量之高,江南地区远不能望其项背,连少数民族政权都很懂。

陕西同样如此,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入宋以后,在宝元年间(1038—1040)大规模的宋夏战争爆发之前,据苏轼说,是“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农家者,多于府库也”。这是典型的藏富于民有没有?

其实,南北方的纳税数据最能说明北宋时期,北方经济仍优于南方。

当时,南方田地多出北方一倍多,人口多出北方两倍多,而负担的税额仅为北方的80%左右。即便是南方最富裕的四个省份,税额也都大大低于河北、陕西。北方的财政负担比南方沉重得多。

经济越发达,税负就越重。这几乎是古代中国征税的通则。就跟明清两代重重剥削江南一样,北宋重重剥削北方,这就能看出其时北方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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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战争可以一时摧毁一个地区的繁荣,却无法一世消灭这个地区的发达。

只要假以稍微稳定的局面,这些原本繁荣发达的地方就表现出它们的潜在优势,在战后迅速修复经济,实现强力反弹。

从东汉到北宋,北方经常在战乱与和平的循环中守护它的经济优势,而相对安稳的南方则默默扮演了追赶的角色。

打个不算恰当的比方,那时的北方有点像现在的欧洲,经济烂熟,发展缓慢,但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南方则有点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发展势头迅猛,但毕竟块头还小,想要超英超美还需时日。

北方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战争的破坏,而在于环境的破坏。

尽管出现过手工业的精品,但无可否认,农业是北方经济长期碾压南方的杀手锏。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将全国土地分为三等九级,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土质最为膏腴,南方的荆、扬二州最为贫瘠。

土质的沃与瘠,决定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先进与落后。

秦汉时期,农业的精耕区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这一带是帝国的粮仓。

就粮食亩产而言,以粟米为例,北方到唐代已臻顶点,此后宋至清均未达到唐代的水平。原因主要是,北方对农业的过度倚重,导致过度开发,严重破坏了植被与环境,最后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北方发展得早,在存量可耕田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北方人不放过任何一块可耕种的地方。数百年来的滥垦滥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植被。自唐以降,陕北黄土高原上水、旱、风、雹横行肆虐。此时,正是关中、中原贫民源源不断涌入陕北黄土高原辛劳垦荒之日。

人祸招致天灾,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与经济良性发展。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互相伤害的故事。

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曾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因气候变迁及农业开发,水体大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宋代以后,这一地区的湖泊急剧减少,农田灌溉都成问题,北方的农业优势便日渐难以为继。

这很大程度上也是黄河水患造成的恶果。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不仅使中游地区的耕地面积日渐减少,而且使下游形成举世罕见的地上悬河,易溢、易决、易徙。自西汉到民国,黄河决口超过1100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来一次,其中唐代以后决口更频繁。再好的农业基础,也经不起这么高频率的摧残。

相较之下,南方发展得晚,长期未开发,则反而获得了后发优势。至少在自然环境这一块,受到的破坏没有老农业区黄河流域那么深重,其受到的自然报复程度也就没有北方那么严重。

随着北人南迁,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成为南方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在南方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南北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差异,决定了二者的后劲截然不同。如果要给天灾找人为因素,那么,这无疑与历代统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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