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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多年前何重要事件的发生 导致南方经济反超北方


来源:凤凰历史

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则继续轻视工商业。两者针锋相对,恰是南北方人对工商业态度的一个缩影。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历史上首次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北方长期作为政治重心,在传统的耕战政策指导下,发展农业的目的是养兵立军,且赋税往往征之过甚,这就导致了必须竭尽全力向土地索取粮食,以毁坏天然植被、放弃多种经营为代价的单一粮食生产方式由此确立。南方经济则一般是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人为干扰较少,统治者的征调也多折为钱绢,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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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最终依靠商品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整体碾压北方。打个比方,北方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与受益者,南方则宣告了市场经济的胜利。

传统中国,士农工商,阶层井然。这套秩序,北方人贯彻得很到位。北方人骨子里是重农轻商的,当人口增多,土地减少时,他们会通过走西北、闯关东等开荒种植的方式拓展生存空间,而不会在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上下工夫。

南方人灵活、务实得多,他们从来没有囿于稼穑一行,以赢利为目的的种植业在南方备受青睐。南方人不以“仁义”与否来评判你是君子还是小人,而是以会不会赚钱、能不能赚钱来判断一个人的贤与不肖。工、商两业,尤其是商业利润高,越来越受到南方人的推重。至迟到唐初,商业在南方已有凌驾于诸业之上的趋势。

顾炎武说,苏州地区“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可见,在南方,聪明人都奔着高利润的商业去了。

宋代的商业繁荣,南方比北方突出。南方拥有许多北方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是显著的例子。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就让北方相形见绌。北宋的工商税收中,盐、茶、银、铜占了很大的比重。不好意思,这四项产品大部分或全部都出自南方。

长江在宋代开始发挥出交通大动脉的效益,干流及支流沿岸城市不仅数目超过黄河,繁荣程度也凌驾其上。此时,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的繁盛,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写照。

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士人参与政治话语权的加重。南方士人在唐宋之际历次改革运动中的作用一次比一次大,反过来印证了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的趋势。

唐中叶的永贞革新,领袖王叔之、王伾分别是南方的越州和抚州人。改革很快失败,表明江南地主的政治力量还不够强大。到了唐末五代,南方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入宋以后,范仲淹、欧阳修、蔡襄、杜衍、余靖这些名臣,都是南方人。

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变法,参与的大都是南方人,其核心人物主要是江西、福建士人。这表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不仅限于三吴及少数沿江平原,而是深入到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则继续轻视工商业。两者针锋相对,恰是南北方人对工商业态度的一个缩影。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历史上首次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以后南北两方虽有明清长达数百年的稳定发展期,但北方经济再也无法走出南方的阴影,直到今天。

总之,北方经济的衰落,属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南方经济的崛起,以及反超北方经济,则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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