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妇女形象的是哪“两个半”人

如果把这批20世纪20年代投身革命的女性，与那些人数更多的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从容，目光广大而恢宏。不管她们是来自于五四学潮，还是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在“苏维埃十年”（1927年—1937年），她们的身影出没于上海的狭窄弄堂、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柳克斯大厦、赣南的泥泞小道和漫漫长征路上。她们是革命的弄潮儿，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事，都会有一种令人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1938年至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也是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先，但她最后却消失在寒冷广袤的苏联大地，再也没能回到眷恋的祖国；贺子珍总算返回国内，但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刘群先、金维映等一批滞留在苏联又失踪的女同志命运之坎坷和不幸，令人不胜唏嘘。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像陈琮英这样的女同志，多数都不为世人所知，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蔡畅，作为接替王明之职的中央妇委书记，她主要在根据地从事妇女界的领导工作，20世纪40年代后期，又频频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出席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邓颖超，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活跃在武汉、重庆，做着包括联络各界妇女的党的统战工作；孟庆澍在武汉和重庆做的工作和邓颖超类似，她曾经随王明返回延安，作为仅有的几个女性代表，出席了著名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当王明调任延安中国女大校长后，孟庆澍也来到女大工作，以后，随着丈夫一起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更多的女青年则活跃在女大、抗大、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歌咏、戏剧、大合唱此起彼伏，她们把青春、理想和革命的罗曼蒂克带到延安这座革命的城市，这就是风华正茂的丁雪松、韦君宜一代，其中也有江青和叶群。在她们的前面，仍是那些“大姐”。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琮英继续做任弼时的机要秘书。在此阶段，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承担着极其繁重的领导责任，这位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党的“总管家”。陈琮英协助丈夫做的就是事关全党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江西时期，类似的工作曾有两位“大姐”担任，这就是邓颖超和刘英，在长征中，她们一直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行动，在她们的手中，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核心的机密，因而她们没有被编入由女同志和老干部组成的“休养连”。陈琮英担负任弼时机要秘书的职责，一直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同年，陈琮英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处长，这也是她革命几十年担任的最高和最后的职务。

陈琮英一生都保持着当年参加革命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自然而来的是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人们目光所见，既有朱德、康克清劳作于屋前菜园，也有武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鲤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天壤之隔？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地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任弼时，一个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以他奋斗的一生，完美地诠释着革命和革命者的意义；陈琮英，则以自己的坚毅和朴实，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体现着丈夫的美德，如今带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光华，静悄悄地走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