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妇女形象的是哪“两个半”人

核心提示：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

蔡畅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作者：高华，原题：革命女性陈琮英

2003年，101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杉、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壳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掩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20世纪20年代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中共七大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早在少年时代，就由父亲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弼时的父亲为维系两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定下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对旧传统的反抗，与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绝决方式迥然不同，他给妻子以革命的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伴侣，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相守终生的革命伴侣。

中国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但何为革命？与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革命成功后，当年的红花白马凯旋故里时，旧时屋檐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非单纯人为因素所致，多为客观环境而促成，不仅存在于军人中，在革命文化人中也很普遍。

陈琮英由任弼时带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到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书记，与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令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革命伴侣刘群先就是无锡纱厂的女工，刘群先也曾和博古同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劳工神圣和五四反传统并行不悖，人们既能看到像谢冰滢那样的北伐军中英姿飒爽的知识女兵，也能发现端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里的中国纱厂的女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一个职业革命家和他童工出身的妻子，并排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近代以来，风雨如磐，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女革命党”。自“鉴湖女侠”秋瑾以来，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葆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英、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凶险万分的非常时期，继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获。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一百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入党却是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20世纪80年代间，一时出现“向忠发没有叛变”的说法，陈琮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文章，为当年的这桩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的见证。1931年夏的经历，对陈琮英来说并非第一次——1928年10月，任弼时在芜湖附近的南陵县被捕，陈琮英背着孩子，从上海赶到长沙，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千里救夫，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任弼时终于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