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常考翻译人员：冀朝铸唐闻生未过关还得补考

楚图南会长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后，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周恩来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周恩来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别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整齐地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周恩来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就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了。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译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听说周恩来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周恩来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周恩来是否要纠正我，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周恩来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周恩来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周恩来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将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

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第一批赴纽约参加26届联大的代表团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

中美之间20多年没接触，我们对美国情况不了解，在纽约没有我们的机构，没有依托，全靠我们自己去开拓。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很复杂。周恩来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考虑得非常仔细，组团时专门指示，为了保护自己，代表团中所有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吴建民是三等秘书，我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是随员，最低级别的外交官。

我们被破格提升为外交官的消息震动了外交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基本上是从部队或地方干部中挑选的，外交部本身的业务干部能当上外交官的是凤毛麟角。我国外交官的护照封皮是红色的，俗称为“红皮护照”，持“红皮护照”，可以享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规定的外交官豁免权，包括不受人身侵犯、出入境免检等。

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参加26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而且对代表团到纽约后的工作等都十分关心。11月3日晚上，也就是我们接到派我们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知的第二天，外交部办公厅来电话，要我们立即准备好，周恩来要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地点定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小礼堂。周恩来先问了一些具体问题：打前站的先遣组走了没有？要同友好国家代表团联系，请他们帮忙，代表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可请我驻加拿大使馆帮忙，他们去纽约更方便些；到纽约后怎么跟国内联系？周恩来问得很细，什么都想到了。

周恩来在对我们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安全问题。他要大家时时提高警惕，互相帮助，懂外语的要主动帮助不懂外语的。他甚至对代表团的着装也提出了要求。他说，代表们在联合国开会时，应穿中山装，体现中国的风格，在其他场合，从安全考虑，可以穿西服。

9日下午，代表团从首都机场坐中国民航专机出发，到上海换乘法航班机飞向远方。毛泽东要求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机场送行，还要求各部委、各军种、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去机场参加4000名群众的欢送队伍。

如此隆重的场面欢送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规格之高是空前的，足以说明中央对此事的重视。周恩来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欢送的群众在寒冷的天气中挥舞着国旗和彩带，向代表团致意。代表团全体同志深感祖国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大家都十分激动。

代表团正副代表开始与周恩来握手告别。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礼宾司安排下，匆匆从后舷梯上飞机。周恩来眼睛很尖，看见这些年轻人在上飞机，举着手一指，说：“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统统下来！”

正在舷梯上的和已坐在飞机里的人全都高高兴兴地下了飞机，能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握手道别，是莫大的荣幸。吴建民握着周恩来的手说：“请总理保重身体！”周恩来亲切地回答说：“谢谢！”吴建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握手。

“过来，过来！一起照相”

1975年，我奉调回国，回到翻译室，仍干我的“本行”。6月底7月初，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问中国，我是随团翻译。7月1日，克立·巴莫总理到305医院拜会周恩来。

305医院为周恩来接见外宾，专门在一层布置了一间客厅。此时，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经常穿的浅灰色中山装，显得有些肥大了，脚上不再是擦得很干净的皮鞋，而是一双黑布鞋，因为他的脚肿得穿不进皮鞋了。会见完毕，他陪着泰国总理到会见厅外的大厅，签署中泰建交公报。

大厅里摆着签字的长桌，长桌后是照相阶梯，两国的有关领导早就在阶梯上站好，等双方总理出场。周恩来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下，看到我和礼宾司一些工作人员站在桌子对面，就对着我们说：“过来，过来！一起照相！”礼宾司长立即跑过来，让我们赶快上阶梯照相。病魔缠身的周恩来，仍然不忘翻译和普通工作人员！

签字仪式完毕，泰国总理向周恩来告辞。为了早点让周恩来回病房休息，我匆匆向外走去。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嗳，你！怎么不握手就走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在叫我。我不好意思地走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握住我的手问：“你回来了？”我不禁一愣，难道周恩来总理还记得我去纽约了？我强忍着泪水轻声说道：“总理保重！”周恩来回答：“谢谢！”说完，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客厅方向走去。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当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1日，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举行。大殿前排起了长蛇阵，人们在寒风中等着，为的是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最后的道别。我在大殿负责引领外国驻华使馆及其他外国友人进入大殿。我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到周恩来骨灰盒前，向周恩来骨灰盒鞠躬。我觉得周恩来似乎就在我的身边，对我喊：“过来，过来！一起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