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常考翻译人员：冀朝铸唐闻生未过关还得补考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译成外语？开始我们译为“MaoTsetung’s Thought（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即“毛泽东的思想”。也有人对“思想”的译法提出了疑义，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却没抓住要害。最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Tsetung Thought为好。后来，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3个字改为汉语拼音。

那时我们在翻译处里感到很幸福，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很重视，很关心。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周恩来总要询问翻译处有什么意见。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鼓励翻译提意见、提问题。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周恩来主持了4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周恩来这样做，是有意引导翻译多关心外交业务，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运的。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

对年轻翻译的鼓励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恩来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1967年正是“十年动乱”期间，白天周恩来要见好几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是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交谈内容不是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曾两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1963年在加纳去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教育家。

给周恩来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紧张于事无补，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周恩来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材料看。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周恩来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将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到人民大会堂报到。

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恩来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此前，周恩来同“红卫兵小将”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没顾得上吃晚饭。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他还要刮胡子。周恩来很注意形象，他的胡子很浓，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他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尊重。“文革”期间，许多有关外事活动的规定都被打破，着装随意，穿一件“的确凉”衬衫，一双布鞋就可以见外宾。有一次，翻译处一个翻译穿着长袖衬衫，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去给周恩来当翻译。周恩来进来一看见他就说：“把袖子放下来，怎么？要打架啊？”

周恩来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