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一生只活了50岁 死后却被人评说了2000余年

再如秦始皇怀疑群臣，《赵正书》载秦始皇曰：“今病笃，几死矣。其亟日夜进，趣至甘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秦始皇自知病重，害怕大臣泄露消息，故打算甩掉群臣。字里行间中，秦始皇对下属的不信任，可见一斑！

秦始皇“多疑”的性格，既和他所推崇法家有关，也与后来他喜爱方术有一定联系。当然，秦始皇的个人经历也可能导致了他多疑的性格，如早年为质、吕不韦专政、嫪毐乱国等。《赵正书》则把秦始皇的“多疑”性格尽现，生动刻画出了一个将死君主在小心翼翼地“疑神疑鬼”，既不放心大臣，又怕大臣对自己不满而引发祸乱。

3.民主与专制

传世文献多载秦始皇“专制”，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可《赵正书》中秦始皇却显得很“民主”，秦始皇两次要求大臣“议所立”，要把立储的权力下放给大臣，给人以强烈的“民主”气息。《赵正书》载秦始皇曰：“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然而，秦始皇并非真的让大臣“议所立”，他是有指向性的，是想让大臣替他表明他的意愿。简文中的“孤弱”一词，比较关键。在秦始皇的儿子中，长子扶苏内有声望，外有蒙恬为援，绝非秦始皇所言的“孤弱”之子。胡亥倒是符合“孤弱”的条件，胡亥此时仅20岁，既符合“年少”、亦符合“无依”的条件。秦始皇已经暗示李斯等大臣，意在胡亥。扶苏不在“所立”人选内。

可知秦始皇的“民主”并不真实，此处是在运用法家的“术”。李斯等大臣在领会秦始皇暗含之意后，以“道远而诏期宭”为由，抵制“群臣”参与“议立”，继而迎立胡亥为储君。秦始皇曰“可”，正说明李斯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在此也得以体现。司马迁评论李斯曰：“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亦符合事实。

4.易命与被骗

秦始皇的“天命观”在传世文献中很少涉及，《赵正书》则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资料。秦始皇曰：“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据此，秦始皇的“天命观”可总结为：知天命但却想易命。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逻辑。

简文中秦始皇以“霸王”自居，《管子？度地》：“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秦始皇以“霸王”自居，自视功绩很大，“功盖五帝”，自当享有“至尊之寿”。《新书·数宁》：“至尊之寿，轻百年耳。古者，五帝皆逾百岁，以此言信之。”由于此时秦始皇才五十岁，其“霸王之寿”相较于《新书》所言“轻百年耳”的“至尊之寿”明显差距太大，这对秦始皇来说，似乎很难接受。“吾霸王之寿足矣”之语，亦不能当真，其本质还是想“变气易命”。

“变气说”曾出现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变虚篇》，其文曰：“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人行而气变。’”《赵正书》所言的“变气”无疑是灾变家所说的“人行而气变”。

孔子主张“知天命”，《论语·为政篇》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秦始皇虽然此时也是五十岁，但他的“知天命”自然与孔子不同。其“知天命但却想易命”的态度，说到底还是对长生的渴望，也即希望打破“天命”的束缚。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评价秦始皇道：“他的人生观自然是一位非命主义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他想永远长生，而富贵始终在他自己的手里。”无疑是《赵正书》中秦始皇的注脚。

秦始皇“长生”之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借助于“仙药”，而《赵正书》则依赖于“出行变气”。仙药不易得，“出行变气”则容易得多，知秦始皇再次被术士所欺骗。

5.怜子与爱民

传世文献中，秦始皇温情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赵正书》中则有两处。秦始皇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整理者认为：“‘蒙容’，文献作‘蒙戎’、‘蒙茸’或‘尨茸’……‘蒙容之民’犹今言‘芸芸众生’。”

始皇死前怜子是真，亲情在此处也得以体现。然爱民之心是否为真，则还需考究。也即秦始皇的政治理念中，是否具有“民本”思想？

张分田先生认为：“即使秦始皇摒弃诸子百家，单凭法家学说治国，他也会知晓民众为国家政治的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施政应爱民利民的道理，也会在一些时期或一定程度上推行重民政策。”（张分田：《秦朝统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因素——以全社会普遍意识为视角》，《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7卷）我们认为，秦始皇的爱民思想可能仅限于姿态。众所周知，秦始皇多次兴修大型工程，如大建阿房宫、兴修驰道游观、营建陵墓等等，苏诚鉴先生认为：“工程浩大，工期迫促，徭役繁兴，超过了当时民力国力的负荷。”（苏诚鉴：《“驰道”的修筑与规制》，《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