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想隐瞒的是哪段历史？

由此可见，即便只是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入冥记》中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也完全可以成立。也就是说，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应该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尽管这个真相被贞观史臣极力掩盖，但是在现有史料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和疑点。从这些线索和疑点入手，我们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在《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话：“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此外，在《唐文续拾·卷二》李俨所撰的《杜君绰碑》中，我们也发现了“矢及宸闱”这样的说法（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杜君绰是进入玄武门埋伏的九人之一）。

“流矢及于内殿”、“矢及宸闱”……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

所谓“内殿”和“宸闱”都是指皇帝所住的地方。既然连箭都射到了皇帝面前，那么李渊还怎么可能安心地“泛舟海池”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流矢及于内殿”和“矢及宸闱”应该都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种较为隐讳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李世民派兵入宫控制高祖的过程中，肯定与皇帝身边的禁军侍卫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武装冲突。因为皇帝身边的侍卫不可能全被李世民收买，而一旦看见秦王带着士兵杀气腾腾地闯进宫中，那些侍卫也断不会束手就擒或者坐以待毙，可见一定范围内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而发生战斗的时间，应该是与第一战场、也就是玄武门前的混战同步，也就是东宫齐王兵正猛攻玄武门的那个时候。

要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下面这些疑点和线索也是绝不容忽视的：

第一，回顾玄武门之变的整个经过（参见两《唐书》、《资治通鉴》中相关记载），有一个现象令人满腹狐疑，那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射杀李建成并意外坠马之后，忽然就从史料的记载中“消失”了，直到尉迟敬德迫使高祖发出敕令，交战各方全部放下武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李世民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演出了“跪而吮上乳”的一幕。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无端“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李世民上哪里去了？他都干了一些什么？如果说李世民是因为坠马受伤，被扶到什么地方休息去了，史书中为何只字不提？此外，身经百战、英勇过人的秦王李世民，会仅仅因为“坠马”而丧失作战能力吗？在战场上一向身先士卒、不顾枪林箭雨而冲锋陷阵的秦王李世民，会仅仅因为受了一点轻伤就下火线吗？他会放心大胆地把入宫控制高祖的关键行动交给手下，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演变吗？

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斗”，所以他必然会全力以赴，也必然会拿出百倍的勇气、决心和力量来进行这场战斗，直到政变成功的那一刻。而当李世民袭杀建成和元吉后，能否迅速开辟太极宫中的第二战场、能否在第二战场取得成功，最终将决定玄武门之变的成败！

在此情况下，即便坠马受了一点轻伤，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躲起来休息。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李世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率兵入宫开辟第二战场，控制高祖和那些宰执重臣。正因为此，贞观史臣才会把李世民的这段去向全盘删除，以致在现存史籍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空白。

第二，在《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我们发现秦王麾下的“八百勇士”在政变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令人百思不解的异动。在我们前面引述的“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这句话之后，史书接着写到：“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

这里所说的“左右数百骑”，很可能就是李世民“素所蓄养的八百勇士”之全部或大部。令人极为不解的是，当东宫和齐府兵猛攻玄武门、并且与守门禁军“良久接战”的时候，秦王麾下最亲信的这支精锐上哪儿溜达去了？为什么直到“玄武门守卫战”已经接近尾声，秦王左右数百骑才姗姗来迟地加入到玄武门前的战斗，从而扭转了之前的不利形势，致使东宫和齐府兵最终“败散”？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跟随秦王奔赴更重要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第二战场、也就是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的地方。

因此，从秦王麾下这支精锐部队的异动中，我们足以解读出三个方面的信息：一，它进一步向我们证实了第二战场的存在；二，它让我们看清了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大致的兵力部署；三，它向我们解释了第一战场、亦即“玄武门守卫战”为何险象环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兵力部署：在李世民及其幕僚所制订的政变计划中，袭杀太子和齐王后，负责防御玄武门的只能是原本驻防在此的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部；而最精锐的秦王府八百勇士，则与李世民一同进入太极宫，负责消灭皇帝身边敢于顽抗的禁军侍卫，进而控制皇帝和重臣；同时，秦王的麾下骁将，如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很可能也跟随李世民进入了第二战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第一战场一再遭遇险情的原因。诸如：东宫和齐府兵“驰趋玄武门”时，为何只有一个张公瑾 “独闭关以拒之”？那是因为：多数骁将和秦王府精锐当时都不在玄武门。还有，敬君弘、吕世衡为何会战死？这只能证明：留在玄武门进行防御的兵力实在是很薄弱。此外，当东宫齐府将士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时，秦王阵营为何“将士大惧”、束手无策？那是因为所有的兵力都被配置在第一战场和第二战场了，至于秦王府这个“第三战场”，肯定只留下了一部分老弱残兵，显然是不堪一击的。估计在李世民及其幕僚的计划中，秦王府是无力也无意保全的，很可能早已做好了被攻破的打算。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