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想隐瞒的是哪段历史？

有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堆土成陵”，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征的暗讽和讥刺。

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的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的这一幕，历来备受后世史家的强烈质疑。

因为它的疑点确实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的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她）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时，高祖身边的侍卫都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说李世民和贞观史臣确实是对玄武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

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派兵逼宫、控制高祖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因而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呢？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贞观史臣最后才不得不虚构了“泛舟海池”的一幕来掩盖真相；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当身为君父的李世民在儿子们的夺嫡之争中差一点目睹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时，他才能深刻体会高祖当年的惨痛心境，也才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从而才会借“所行大疏略”为由，深切地表现出对高祖李渊的愧悔之情。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已经逼近了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那个最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