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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名臣文天祥为何认为在元朝当官的弟弟节操不亏


来源:澎湃新闻网

文天祥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解释说:我是为大宋而死,我死得其所;你是为大元做官,你也做得堂堂正正。我们俩没有冲突。因为我是食宋朝的俸禄,所以我应该死;你是吃元朝的俸禄,所以你应该生。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

核心提示:文天祥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解释说:我是为大宋而死,我死得其所;你是为大元做官,你也做得堂堂正正。我们俩没有冲突。因为我是食宋朝的俸禄,所以我应该死;你是吃元朝的俸禄,所以你应该生。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

文天祥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郑豪,原题:赵刚、沈卫荣、欧立德:“新清史”对于汉化的反驳远远不够

(2016年)10月23日,“思想与方法——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学术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厅举行。来自美国、韩国、俄罗斯、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10余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与争锋。关于“新清史”的争论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焦点之一。澎湃新闻记者选取其中几位学者关于“新清史”的会议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赵刚:“新清史”对于“汉化”的反驳远远不够

美国阿克伦大学赵刚教授表示,他同意“新清史”的看法,认为传统的“汉化”观点存在一定问题。但是他也指出,“新清史”在两个问题上未能予以检讨:第一,它把历史上的汉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第二,它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的族群冲突来想象17、18世纪的历史。

关于第一点,赵刚认为“新清史”对于“汉化”的反驳远远不够,相反它还继承了汉化论的本质主义观点。汉化论实质上是把汉族想象成一个单数化的、同质的群体。而实际上,历史上的汉人是一个多数化的、复数化的群体。这种单数化群体的想象,是在1900-1911年间建立起来的。孙中山曾说,在1905年之前,当我搞革命、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所有的人骂我是“乱臣贼子”。章太炎也曾感叹自己很孤独,因为他的那套“汉族”理论没有人赞同。这透露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不存在所谓的“汉族人”观念。但是后来,我们把这种应当化的观念变成了一种“事实”,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汉族”的主体。

赵刚在提到历史上的族群观念时,举出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明太祖。他发现朱元璋对臣民的诏令和对周边国家的诏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对臣民的诏令中,他表现出对元朝十分客气的态度;但在对周边国家的诏令中,却十分强调华夷之辨。第二个例子是地方志。在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地方志中,《忠义传》里基本都有对元朝忠义人物的记载。第三个例子是文天祥。文天祥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解释说:我是为大宋而死,我死得其所;你是为大元做官,你也做得堂堂正正。我们俩没有冲突。因为我是食宋朝的俸禄,所以我应该死;你是吃元朝的俸禄,所以你应该生。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明清之际的很多遗民也有类似的行为。赵刚认为此种传统来自于孟子。《孟子·梁惠王》记载,邹国与鲁国交战,邹穆公问孟子:我跟敌国打仗的时候,身旁的官员都奋不顾身、以死相拼,但老百姓却没有肯为长官效死的,你说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说:饥荒的时候,您的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您守着满仓的粮食不予赈济,官员也不把真实情况给您报告,老百姓凭什么要为你而死呢?在孟子看来,有德者得天下,“德”不仅是说老百姓有责任,更是说君王要有责任。明清之际的确出现了很多反清复明的运动和斗争,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则是,因为明朝的苛捐杂税,导致很多人“弃明投清”、用脚投票。

在赵刚看来,清朝入主中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征服”过程。清朝入关之后的统治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内亚化,“新清史”对此多有关注;但另一面,还有针对中国本部的政策。我们不仅要看到满人如何“征服”中国,更要看到汉人如何“理解”中国。在时人心目中,汉人没有把清朝看做是一个“征服”王朝。对于时人来说,最核心的认同是源自儒家传统的王朝认同。儒家传统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不变的“经”,比如宗法伦理;一部分是可变的“权”,就是衣冠制度。君臣关系、父子关系这样的纲常伦理是不能改变的,但至于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则是可以改变的。新王朝在取代旧王朝以后,还必须做出改变。清朝入关后的开科取士中,就有人指出辫子问题不是“华夷之辨”,而是“新旧之变”。赵刚强调,儒家传统非常重要,它给汉人和满人都提供了一种理由: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套东西?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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