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臣文天祥为何认为在元朝当官的弟弟节操不亏

关于第二点，赵刚认为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很普遍。比如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农民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法国意识”。18世纪法国进攻德国的时候，当时的德国人也没有所谓的“德国意识”，甚至出现了一部分德国人帮着法国攻打另外一部分德国人的现象。赵刚总结说，我们必须反省在20世纪初叶民族主义进入中国以后造成的一些错误认识。

沈卫荣：全球史是对民族国家的解构

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坚信，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位学者的学术著作都反映出带有个人传记性质的内容。他本人虽然不研究“新清史”，但也对此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他引述欧立德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60周年上的讲话，将“新清史”研究的内容概括为三点：一是发现满洲统治下的内亚维度；二是主张使用非汉文史料；三是注意全球史的语境。

关于内亚维度，沈卫荣提出：我们在使用“内亚”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到它是一个近代生成的概念？在考虑“内亚维度”的时候，“新清史”是否只考虑了清朝和内亚的关系，而忽视了在清以前内亚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所谓的“内亚维度”，是否应该有时空上的限定？他举出一个例子说，以前曾有学生跟他谈到，乾隆皇帝非常信仰藏传佛教，因而认为满洲的统治和汉人的统治存在着差异。但沈卫荣对此提出质疑：永乐皇帝信仰藏传佛教一点儿不比乾隆皇帝差，那是不是意味着明朝也是一个欧亚帝国呢？“新清史”注意到了满洲统治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但作为菩萨的皇帝只是皇帝众多身份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还是跟汉地有关的内容。在沈卫荣看来，某些后现代史学家既不懂清史，又不懂藏传佛教，只是把二者放到一起去进行“解读”。

关于非汉文史料，沈卫荣非常赞同“新清史”的做法，认为使用非汉文史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戳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痛处，引起了很多激烈的反应和批评。

关于全球史的语境，沈卫荣认为全球史实际上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解构。杜赞奇曾提出要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最近他在着手写作的新书中又提出要用佛教的环保理念来拯救世界的环境危机，其中一部分就是要解构民族国家，甚至要求要放弃主权。然而，中国还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我们恰恰是需要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

沈卫荣认为，我们都是从当代人的关注出发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到，元朝人是怎么看待元朝的？当时的藏人是如何看待蒙元王朝的？在他看来，在当时藏人的心目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中国”的概念，藏人把蒙元帝国称为一个大的汉地。在叙述王统的时候，藏人将王统分为印度王统、西藏王统、蒙古王统和汉地王统，而藏人认为，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元就成为汉地王统的一个部分。元朝灭亡后，藏人表现出非常怀念元朝的态度，而对于明朝，他们也非常认同。

欧立德回应质疑：“新清史”不是一个实体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欧立德教授对几位学者的质疑进行了简短的回应。他认为，“新清史”不是一个实体，所谓“新清史”的看法，更不是一个人的看法。当我们谈论“新清史”的时候，这只是一种便捷的说法，但时间一长就会造成一种话语习惯：人们会把“新清史”看成是一个实体。其实，“新清史”只不过是一个很笼统的、也不一定很准确的提法。

很多人指出，“新清史”并没有那么多的“新”，或者指出“新清史”过分强调了清王朝的独特性，甚至说“新清史”是把民族国家的模式套用在大清帝国的身上。欧立德认为这些批评都值得参考，但是很多人在批评时会犯一种错误，即把被人认为是“新清史”中的某一本书或者某一篇文章的观点，与同样被人认为是“新清史”中的另一本书或者另一篇文章的观点混同起来。实际上，这两本书或者两篇文章的观点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产生矛盾。欧立德认为，这种“一概而论”的作风，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清史”而不是某一个历史问题上。当我们在谈论“新清史”时，我们要记得：“新清史”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虚体。所谓的“新清史”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欧立德本人并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所谓的“新清史”认为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特性的维持。在欧立德看来，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维持了满洲特性和汉人文化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