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只给哪一位烈士三次亲手题写碑文？

当时安定县的驻军是国民党石谦的队伍，而谢子长学兵团同学李象九正是安定县的警佐（警察局长）。对于谢子长办民团的想法，李象九大力支持。同时，听说上过军事学堂的谢子长要办民团，乡绅们也都表示赞同。于是，他们共同向县知事推荐谢子长担任了民团团总。

在民团内，谢子长明确宣布不准欺压老百姓，“民团、民团，就是人民的团，就要保护老百姓。”在谢子长的严格管教训练下，安定民团面目一新，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武装力量。同时，谢子长毫不手软地惩罚劣绅、惩罚欺负百姓的士兵。很快，“谢青天”的称呼，便在陕北老百姓的口中传开了。

石谦见谢子长谈吐不凡、治军有方，十分赏识，便将谢子长的安定民团收编在旗下，改编为石谦团三营十二连，下辖三个排九个班。

但此时的谢子长并未安于现状，仍想看得更远。1925年冬，谢子长联络李象九等四人向石谦告假，以游历的名义再次奔赴北京。此行，是为了进一步开阔眼界，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当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运动搞得非常活跃。谢子长在北京仍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共进社总部。他埋头苦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对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的言论都有涉猎。《醒狮周刊》、中共党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都是他喜欢看的刊物。这期间，谢子长对政治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紧接着，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谢子长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敢死队，亲眼目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无果而终。从中他认识到，中华民族贫穷落后，劳苦大众受压迫剥削，仅仅靠办教育，靠反官僚、办民团，是远远不够的。谢子长在深思熟虑中认定了政治问题是改造社会的先决问题。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决定加入共产党。

起义、暴动

“谢青天”冲在前面

回到陕北后，谢子长和李象九的新思想，对石谦也产生了影响。石谦是个讲义气的人，常常用他粗鲁不堪的话语当着别人的面说：“谁不革命就不是娘老子养的。”这就给共产党在石谦部队中建立党组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对全连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谢子长还发展了一批党员。

1927年2月，谢子长带队回到安定瓦窑堡驻防。此间，他决定先从解除农民的切身疾苦入手，发动群众，然后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村政权。处在黑暗压榨下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能有个出头的日子，今儿个看到“谢青天”又回到安定发动农民闹革命，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各个角落。不到两个月时间，全县的基层农民协会就组织起来了。从此以后，革命的火种深深地扎在了安定人民的心里。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紧紧追随其后的井岳秀马上向共产党人杀来：“宣传赤化，首要分子格杀勿论”。形势紧迫，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建立独立武装。自此，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清涧、渭华暴动。这是西北地区最早的两次武装起义，为之后的武装斗争和西北红军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大批干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两次起义，均因敌众我寡，最终失败。但在战斗中，谢子长率领的部队军纪严明、深得人心。在战斗中，谢子长也常常冲在最前面，“他裤管卷在半腿上，抡着手枪冲在最前面，后面的战士端着上好的刺刀，杀声震天”。起义中，作战最多、最勇、牺牲最多的，以谢连为主。

兵运、游击

“凝聚力量，从头再来”

起义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全国重赏通缉谢子长、刘志丹，谢子长只得回到安定农村，开展地下斗争。曾经的手下士兵大多也在失散后陆续回到陕北，“在回安定的近千人中，没有不知子长、不愿听子长指挥者”。因此，尽管白天躲在阴暗潮湿的山窑子里，晚上才能出来活动，谢子长仍然鼓励大家，“凝聚力量，从头再来”。

“两次起义，为什么终究没有成功且又失败得那么快呢？一味地强调起义、暴动，不管天时、地利、人和……盲目地干能有好结果吗！”反思后的谢子长决定，先积极开展兵士运动活动，为革命创造条件。“搞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公开组建革命军队）三种形式，当前尤以瓦解白军为要，打入白军和土匪中去分化瓦解，拉出他们的一部分，公开打出红旗，使其成为一支由党领导的红军武装，然后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农村游击战争”。

1930年，在北方局军委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与谢子长相识——“他个子不高，却流露出一股虎虎英气。他对武装斗争的道路坚信不疑，对眼前的失败毫不气馁，而且越挫越勇。他谦和诚恳，坦率而又英勇、果断、刚毅”。在谢子长不懈的努力下，1931年7月4日，国民党部队平定高桂滋部两个团，约两千人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