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未抱头大哭

除了核阅周恩来的相关文稿外，邓颖超还对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纪念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也都认真阅读，提出过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比如，她在阅读《艰难而光辉的岁月》一文后，写去的信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只写了恩来同志保护党内干部，却忘记了写他还大量地保护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几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们都向我谈起如何受到总理保护才被解放”。“从统战工作考虑，对大批党外人士的保护，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写上较为妥当。”

“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邓颖超曾经为一本上海出版的《新闻记者》刊物题词：“《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结合用眼、用手、用脑、用笔，实事求是地反映新闻，要不断改进文风。”她说：“字写得不好，但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邓颖超戴上老花眼镜，非常认真地将这篇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你说绢花能盛开吗？”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邓颖超又问：“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呢？”记者一时语塞，脸一下红到了耳根。

“你看这里摆放的秋菊都是绢制的。”邓颖超边说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秋菊让记者看，“我说的没错吧！”记者连忙点头称是，并且心中暗自钦佩地想：她的头脑是如此睿智，眼睛又是如此犀利！真是一针见血啊。

接着，邓颖超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指着稿件中的一段文字对记者说：“今天这篇稿子总体上写得不错，反映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但写会见结束前日本朋友唱歌这一段不符合实际嘛。你文章中写日本朋友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一首歌，可那天日本朋友明明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和一首我们国家的民歌，两首歌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记者一听有点紧张起来，低声喃喃地说：“您是周总理的夫人，日本朋友又非常崇拜周恩来总理，所以我们想在报道中突出一下他和您。”

邓颖超听后看了记者一眼，提高声音循循善诱地说：“不能因为周恩来曾经是总理，我是他的夫人，就这样写报道，这样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好。要写，两首歌的歌名都写上，要么就只写日本朋友唱了两首中国歌曲。想突出我，就说人家只唱了歌唱周恩来的歌，这不对。我是人民的公仆，会见日本朋友是我的工作。再说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请你回去后立即改过来，然后再见报，而且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记者说：“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实事求是去办的，希望大家实事求是地向人民群众讲”

出于对周恩来的爱戴和敬仰，更是出于对邓颖超的敬重和信任，在1983年的全国政协换届会上，2000多名政协委员以全票赞成邓颖超出任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尽管年事已高，多病缠身，但邓颖超在其位、尽其责，以满腔的热情，对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六届政协主席任上，邓颖超十分关注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4年6月，她到天津视察工作，分别会见了全国政协在津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委员。人一到齐，她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我说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我再说说，我不做独角演员，大家都提意见。我到这里来，就是来集思广益的，把大家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反映到全国政协。”邓颖超手中没有事先写好的讲话稿，也没有长篇大论照本宣科，她详细地询问了委员的生活工作情况，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大家畅所欲言，争着发言。

邓颖超认真听取了大家对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然后，要求天津市委和市政协的同志一定要及时解决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她意味深长地对与会者提出了建设性的工作指导意见，她说：“大家对一些问题很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可以马上办，马上解决，有些事还需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着一些什么困难，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实事求是去办的，希望大家实事求是地向人民群众讲，人民群众是会谅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