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史书想隐瞒何事 被后人斥为“罪莫大焉”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

对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情结”，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其实这样的指责又未免矫枉过正了。中国的信史传统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权贵、秉笔直书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时代，删削历史的行为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某种主观目的的驱使下，对史实进行删削、涂饰和修改。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见，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欢用权力摆弄历史的统治者也代不乏人。

诸如宋太宗时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就要时时送交皇帝“御览”，而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太宗赵光义的直接干预和授意篡改之下，变成了又一桩千古悬案。到了清代，皇帝对历史和文化的“热衷”程度更是盛况空前，不但大兴文字狱，而且发展到了借修书之名大规模消灭“异端”文化的地步，此亦众所周知之事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由此可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李世民绝不是第一个对“小姑娘”动过手脚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中国：唐原来是这样》，王觉仁著，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