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史书想隐瞒何事 被后人斥为“罪莫大焉”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亦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亦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够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