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哪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曾被“资政院”判处死刑

显然，这样的“革命右军”肯定不是“被代表”了的“人民”之一。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贫困川民，即使认为他们的血汗钱被人剥夺，需要拼命，也会更为直接地找遍及各乡的租股局算账，而不是遥远的京城中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损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会把靶子确定在一个高级干部身上。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办实事的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改取销”。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相差无几，然而，晋惠帝是为了躲避权臣而装疯卖傻，这位御史莫非是为了扳倒权臣也在装疯卖傻？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

穷途末路

盛宣怀破了不少人的财，他们准备要取盛的人头作为补偿……

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自然可以当做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但来自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将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在操控之下，议会指控盛宣怀四条罪状：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

全体一致通过对盛宣怀的弹劾案。

当日（10月25日），前去列席议会的下属，从资政院带回了会议记录，盛宣怀“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1000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几乎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用两天时间写就了答辩状：

——张之洞生前所订合同，年初时由四国银行向外务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须先完成铁路国有，取消商办，否则中央政府既非铁路所有者、借款又无法获得抵押物。邮传部与外务部、度支部多次商议后拿出了铁路国有方案，总理、副总理均签字同意，然后报请摄政王以圣旨名义下达。因此，“侵权”的指控不能成立；

——对外借款协议，张之洞生前即已签字，只是还需经过朝廷正式批准认可，而邮传部的任务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这本是前任部长唐绍仪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怀接手时，资政院已经闭会。当资政院召开临时会时，摄政王以上谕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资政院对这笔借款的任何疑虑，明确表示不必在资政院临时会上讨论，各部门只需将相应文件准备妥当，在10月份（农历九月）的资政院常会上提交表决即可。因此，邮传部毫无“违法”之处；

——至于日本借款1000万元，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国银行团内，“稍予体面，以顾邦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细节已经交付阁议，并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四年分”（宣统四年，即1912年）特别预算，资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卖国”之控毫无理由；

——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补偿款项细节，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细账并申报中央，一致未能最后落实，绝非“一概不予承认”；而至于川路公司在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经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稽勋做工作，中央也已同意承担，这在公开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至于川省动乱，已经查获的叛乱文件及接济军火等文书，显示动乱另有原因，并非铁路引发，“祸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怀在否决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该衙门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