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为何把鲁迅引为同道 称鲁为“我们的人”

鲁迅的生命属于感觉型和激情型。他有敏锐的感觉，有饱满的激情。面对西洋文化，他自然而然亲近以感觉和激情为主导的诗性浪漫主义，对以理性为主导的英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却有些生分，有些隔膜。在他的名文《摩罗诗力说》中，他所心仪的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都是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诗人。跟这些诗人一样，鲁迅对未来有理想，却没有蓝图。这里所说的“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隐约模糊的期待，而“蓝图”是指人们经过理性的思考、严密的推理，对未来的社会制度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胡适的生命属于理智型和分析型。他留学美国，很快接受以理性为主导的英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有些狂热色彩的诗性浪漫主义却很警惕，乃至拒斥。胡适对未来有理想，也有蓝图。他极力提倡宪政民主，提倡三权分立，提倡新闻独立，在政府的制度建设和人权保障方面，有一套清晰的方案。

歌德说，每一个杰出的人物都是以他的某个弱点与时代相联系。鲁迅有鲁迅的弱点，胡适有胡适的弱点。也许正是某种弱点，让人获得对一个时代独特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我无意责难任何一方。

两个人的社会信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很不一样。

1925年，《京报副刊》设“青年必读书”专栏，邀约文化名流开列书单。胡适开列了很多古书，书目之多，连老派人物梁启超看了都大摇其头，以为那么多古书，叫旧学功底好的长辈来读都困难，更何况青年人。鲁迅索性一本古书都不开，还劝青年人少读或竟不读古书。他以为，在变革时代，青年人应当直面现实，拥抱未来，整理国故叫老年人去做就可以了。

在同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鲁迅原本很低调，只想在思想文艺教育领域发挥自己的能量，无意直接参与社会政治运动，更不主张让学生冲锋陷阵，去送死。但当学生受到了迫害，他还是坚定地与学生站在一起，反抗政府当局。为此，他被免去了教育部佥事一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没有为学生说话，反替政府当局辩解、开脱，还诬陷鲁迅煽动学生闹事，引发了鲁迅与陈西滢等人的大论战。尽管胡适没有与鲁迅正面交锋，但他的基本立场与“现代评论派”其他成员并无二致。他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周作人、陈西滢等三人，语气平和，息事宁人，劝三个人不要闹纷争。表面看来胡适的信很公正，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写得很高明，用了春秋笔法。信中大量引鲁迅在杂文中说过的话，劝导大家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广，不要意气用事。他暗示鲁迅说得很好，自己却做不到，言行不一，等于是用鲁迅的话来砸鲁迅。稍加揣摩就知道，信名义上写给三个人，意图却只是对着鲁迅一人旁敲侧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不少学生被枪杀，鲁迅写了名文《纪念刘和珍君》，痛斥军阀，哀悼学生。胡适没有为学生发一言。

1932年，宋庆龄、鲁迅、胡适等人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1933年，这个组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释放政治犯，二是公布监狱中犯人受虐待的情况。鲁迅等成员都认可的这项举措，胡适却认为是颠覆政权之举，坚决反对。鲁迅与胡适态度迥异。不久，该组织的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组织只好解散。从事情的结果来看，胡适的谨慎和忧虑或许有道理。但既然要有所作为，总得有所付出，鲁迅的态度更叫我尊敬。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提出了两个有趣的概念，用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心态：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a）、旷野恐惧（Agoraphobia）。置身洞穴里，不得其门而出，失去一切自由。害怕自己落入这种状态，就是幽闭恐惧。置身旷野中，没有路，没有房舍，不知走向何处，不知要做什么，不知会不会有虎狼劫匪出没。害怕自己落入这种状态，就是旷野恐惧。在社会转型时期，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很难逃脱这两种恐惧。因为“自由太少，受干预太多”，他们会陷入幽闭恐惧。这个时候，他们要反抗传统，反抗现存体制。但是，当传统和现存体制崩溃，新体制又没有建立的时候，他们又陷入旷野恐惧。他们看到“自由太多”，人们胡作非为，没有是非标准，没有约束机制。这个时候，他们渴望安全、秩序和有力的权威。

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两种恐惧同样强烈，相互交织着，冲突着。他的一部小说集的名称“呐喊”，点出了鲁迅的幽闭恐惧，铁屋子就是幽闭的象征。鲁迅渴望自由，反对专制，反对酷刑，反对政府迫害学生，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他的另一部小说集的名称“彷徨”，点出了鲁迅的旷野恐惧。鲁迅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数“无赖”瓜分国土的状态。他希望“沙之邦”能成为“人之国”，他希望百姓在和谐有序的生活中享受安宁、快乐。他曾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不喜欢前一种时代，也害怕后一种时代。他对曹操某种程度的好评，跟他的旷野恐惧大有干系。

对胡适来说，旷野恐惧似乎更甚于幽闭恐惧。尽管他向往自由主义，想在中国开启一片自由的空间，但他更担心中国会陷入一片混乱。胡适的内心有一只自由主义的雄鹰，但他无法在中国找到空间，放飞这只雄鹰。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他只能骑在实用主义的鸵鸟上面缓步前行。做学问，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顾问政治，胡适也很有讲究，可用“大胆设想，稳步推进，小心斡旋”来形容。无论何时，他不愿意跟现行的政权冲撞，只想做谋士，做政府的“诤臣”，走改良的道路。他曾与清廷合作，与吴佩孚合作，与段祺瑞合作，后来又与蒋介石合作，一路妥协下来，其中的良苦用心让人感动，但也充分暴露了胡适精神世界的重大缺陷。胡适的自由主义缺少足够的胆魄和行动的支持，终究沦为可怜的理想主义。他的实用主义，渗入了太多个人名利、地位的考量，终究沦为可鄙的机会主义。追捧胡适的人不必否认，胡适很怜惜自己的羽毛，很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当信念与个人切身利益剧烈冲突，他会牺牲信念。鲁迅当然也看重个人的得失，他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也拿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津贴。但他信奉尼采的个性主义和托尔斯泰的博爱精神，总是力图坚守个性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当个人利益与内心信念不能两全时，鲁迅愿意牺牲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