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的心愿为何落空？

江青对这样一个令她无法容忍的决定当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对，还借口什么“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进行阻挠。以至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江青仍不依不饶地扰闹。周恩来只好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直接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动怒并严厉警告江青之后，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风庆轮”事件纠缠不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逼邓小平表态，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只能愤而离开会场。这时，张春桥望着离去的邓小平背影，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于是，当晚“四人帮”就聚集于钓鱼台17楼，江青说邓小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这么做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军队总参谋长提名有关；王洪文则说邓小平对新生事物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姚文元也在日记记下了“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四人帮”这次密谋后，就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员飞长沙向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结果是挨了批评又碰了一鼻子灰。

邓小平复出后，他要挽救我们这个国家：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一再在邓小平讲话时冷言冷语插话说什么“评《水浒》不只是文艺评论，还有现实意义”。“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江青在这里是把邓小平比做宋江，笔者看来，江青是把周恩来、邓小平两人都比做宋江。周恩来进手术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声拼尽力气的呼喊正是印证着他当时的心迹。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无法扳倒邓小平。

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的一人之身。而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中央及身边人的信任都产生了怀疑，他曾一度让王海容、唐闻生专门为他传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两人不愿为他传话。于是毛泽东便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天子近臣”。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他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上是不会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5期，原题为“1973年，毛泽东的“三多一少”为啥不能实现？”）